工科教育的創新方法論要“跟上”！

現行工科教育的主要問題之一在于工科理科化——工科生與理科生培養模式大致相似，以論文為導向的評價體系考核工科；師資隊伍普遍缺乏企業的工作經歷、缺乏與企業的深度合作等，導致所培養學生的知識體系和技能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

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價值定位出了問題。

講一個真實故事。我在北京大學帶過的一位博士生，對第三代半導體器件和制造感興趣。我建議并安排他去一家專門制造功率芯片的企業做論文研究。幾年下來，他解決了生產線上若干個關鍵性工藝問題，為打通全制造流程做出了重要貢獻，申請了一批ZL，也發表了一些論文。但因為不是原理、機理的突破，他沒有投到基礎學科期刊。

博士論文答辯時，一位評委很感慨地說，這批畢業生里就這一位做了有用的研究。受到此評價的鼓舞，學生申請“優秀博士論文”，卻因為沒有頂級刊物論文而沒被選中。但在畢業典禮當天，他被一家名氣很大的芯片企業高薪聘請。

同一個人才，在其知識和能力的價值評價方面，高校和市場的差距如此之大，令人深思。

高等教育的“產物”是人才，而人才的市場是企事業單位。建設“新工科”的目標是適應日新月異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引領科技產業的創新和競爭力。在新的價值定位下，工科的知識體系和能力培養模式都要發生重大變革。我分別舉例說明這兩方面的問題。

有必要像理科研究一樣，徹底搞清原理嗎

產品/工藝研發及工程研究中有一個重要變量——時間。開發一項工程技術、研發一個新產品、改進一個生產工藝都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比如，手機每隔一年甚至半年必須推出下一代產品。 這個產品周期是市場決定的，錯過市場窗口，就會丟失一代產品的銷售收入。這與理科的研究有本質區別，基礎研究雖然有規劃，但時間不是開展研究的嚴格指標。

顯然，在有限的時間內，工程研發一般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像理科研究一樣，徹底搞清楚解決問題的方案背后的原理、機理、規律，不一定能搞清“因果關系”。但對于理科研究來說，這些是發表學術論文的基本要求。

產品/工藝研發關注的是產品的品質和可靠性、工藝的一致性和穩定性，成本控制和利潤率。工藝研發通常要結合科學原理和經驗，在有限時間內設計若干改進方案和工藝參數的實驗，并以此確定解決問題的方案，以達到預期的多項指標，滿足市場競爭的需求。集成電路技術的持續進步便是工藝研發與基礎研究有機融合的成果。

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本身就是一門學問。近年來，國際上先進制造產業（比如集成電路），以及與這些產業緊密合作的工程學院都在不斷發展工程項目管理、 創新管理、創新思維和方法論、品質管理、成本控制等一系列現代化工程創新知識體系。這些新的知識體系基本上還沒有被我國高校的工科學院納入理論和實踐課程體系，作為培養工科人才的基本知識結構和能力訓練內容。

在一些高校，工程項目管理被納入管理學院，即歸屬社會科學范疇。這些都是對工程創新方法論認識的誤讀。科學研究，無論是基礎學科還是應用學科，既要懂研究的內涵，更要懂研究的方法。 上述舉例說明，理科和工科人才的培養從方法上有共同之處，又有顯著差別。

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是將科研樣品轉變成中試產品，進而轉變成可規模化制造的商品的過程。這個過程所需的技能從科學研究轉向工藝研發。如果從事轉化的科技人員不懂工藝研發方法，那就很難實現從樣品到產品再到商品的突破。

修完學分再出去實習，可以改變嗎

在歐美等國，產教融合的高等教育模式已成為常規的人才培養模式，有不少經驗值得借鑒。

上世紀中期，在加拿大興起的校企“合作教育”模式和在德國（包括奧地利、瑞士）發起的“雙元教育”模式有不少共同之處。如學生在上學期間便可以就職于某家與學校簽署聯合培養協議的企業，并獲得相應薪酬；修課與工作按學期交替進行，一般在企業工作時間不低于總學業時長的30%，企業的工作納入學分；畢業考核包括課程與工作實踐兩部分。

這個教育模式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效。

首先，學生通過一段較長的工作實踐，深入了解工作對知識和技能的要求，對企業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并從中體驗到從學校到職場的轉變。

其次，促使學校的課程知識結構設計符合產業快速發展的需求，避免教育與需求的脫節。

第三，企業深度了解并肯定、激發學生的能力，培養發展他們的職業生涯。如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合作教育的學生的就業率高達98.5%，平均工薪高于同等工齡的傳統大學畢業生。德國雙元制教育被認為是該國盛產工匠型人才和“隱形冠軍”企業的重要因素。

我國產教融合模式與歐美地區合作教育和雙元教育最重要的區別是，學生到企業“實習”而非“工作”，時間短、無報酬、貢獻小、企業負擔重；企業沒有與高校在人才培養方面建立一套協同的機制體制；教育部門沒有制定清晰的產教融合辦學標準和監管機制。

產教融合教育模式涉及多個利益體——政府、學校、企業、學生、家長。這個教育模式成功與否，取決于各利益體對該模式的價值認同，并擔當起各自的責任，發揮各自的作用。顯然， 這個模式的機制保障和組織工作比傳統大學教育模式更為復雜。

我們在訪問德國卡魯大學時，該校校長表示，卡魯大學從事雙元教育的教授必須有企業研發和管理經驗，這是為了確保與企業的密切合作，為學生制定最優秀的教學內容和實踐方案。相比之下，我國高校目前產教融合教育模式還處在初級階段，可以提升的空間巨大。

產教融合強調的是較深入的工作實踐。大學挑選合作企業成了關鍵的任務，應該看重新興產業，注重與新技術產品研發的企業合作。除了與企業合作，我國在創新驅動發展的國策驅動下，不少地方政府出資興辦研究機構，這些機構都有較大比重的技術產業化研究平臺，也可以成為產教融合的合作機構。如東莞松山湖材料實驗室已經和粵港澳地區的大學建立了聯合培養的機制，吸引了一批學生到試驗室參加研發工作。

據我了解，目前大部分校企聯合培養模式，基本還是在校修完學分再出去實習的模式。如何借鑒德國、加拿大的模式，結合實踐的需求，推動知識體系的改革完善，使得學生在實踐階段能發揮更大的價值，畢業后能走上自己喜歡且有良好知識基礎和實際工作能力的工作崗位，這才是培養挖掘人才價值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