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轉化：從一種創新走向另一種創新

　　 “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加強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發揮科技創新在經濟轉方式調結構重要作用的關鍵環節。”5月18日，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會上就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如是強調。

　　在過去的半年里，國家在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上動作頻頻。

　　4月，《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頒布，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完成了法律條款修訂、配套細則制定到具體任務部署的“三部曲”。隨著一系列政策的頒布和信號的釋放，各省（區）以及高校、科研單位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上進行了探索并取得成效。

　　科技成果轉化如何從一種創新走向“另一種創新”？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如何打通政策落實的“最后一公里”？《中國科學報》記者就相關話題進行了采訪。

　　體制創新 讓成果轉化變主動行為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然而，我國科研人員大多數“高大上”的研究成果仍“待字閨中”，無法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教授拿不到股權，學校搞不成科技成果轉化，政府得不到科技型企業。”西南交通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副總經理康凱寧用“三輸”來概括之前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不暢局面。

　　今年1月，西南交通大學印發了《西南交通大學ZL管理規定》，在我國首次明確了職務發明人對職務科技成果的所有權，將獎勵權前置簡化為知識產權獎勵，使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由發明人和學校共同所有，其中前者具有70%的所有權。

　　新政在頒布的三天內就有了明顯的成效：有好幾項成果的核心ZL辦理了知識產權的校內分隔手續，并辦理了ZL權人變更事項。

　　一直以來，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處置權和收益權管理上的局限，科技人員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創造性難以發揮，是科技成果轉化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代表，一大批高校、科研院所相繼出臺了成果轉化獎勵和激勵政策。今年3月頒布的《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要從加強創新成果知識產權保護、加大對創新人才激勵力度、鼓勵和支持人才創新創業等三個方面強化人才創新創業激勵機制。

　　新辦法新機制的制定出臺，激發了科研人員的熱情，給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帶來了活力。作為中央級事業單位“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試點，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2014年以來實施了50%的轉化收益歸團隊、個人，20%作為團隊研究經費的新規。新政使成果轉化收益與科研人員的利益緊密結合，也直接促使成果轉化走上“快車道”。2015年，該所有15項新藥研發成果成功轉讓，合同總額達8億元，是前5年轉化總額。

　　健全資金投入渠道 完善支撐服務體系

　　在上海中醫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主任姚廣濤看來，“缺少資金”也是成果轉移轉化陷于被動的制約因素。科研人員的成果轉化往往因“缺錢”而止步。現在，通過學校與企業共同建立基金，資金問題迎刃而解。

　　今年年初，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以下簡稱自動化所）下屬全資公司和另兩家公司共同發起成立了創投基金，首批規模3.5億元，主要用于投資研究所“技術+團隊”模式的成果轉化項目，以充分發揮智力資本、金融資本的協同效應，加快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的資本化、產業化需要更為多元的資金投入渠道。《行動方案》中提出，要通過發揮中央財政對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引導、加大地方財政支持科技成果轉化、拓寬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市場化供給渠道等，強化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多元化資金投入。

　　“成果的轉移轉化離不開資金的支持，一個原型或者算法變成真正的產品，實際上非常耗費資金，有了原型或算法，工作大概只完成了15%左右。”自動化所副研究員吳懷宇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據悉，該創投基金已與部分項目簽訂了投資意向協議書，吳懷宇透露，有了多重的激勵、扶持政策，大部分的研究團隊都有成員主動嘗試離崗創業，進行科技成果轉化。

　　進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支撐服務體系，也是《行動方案》部署的主要工作之一。

　　市場主體發育不健全、服務機構專業化程度不高、高端服務業態較少、缺乏知名品牌、發展環境不完善、復合型人才缺乏等問題使得我國科技服務業成為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薄弱環節。

　　清華大學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副主任譚鴻鑫曾指出，雖然我國有上萬家技術成果轉移中介機構，但急需專業化。“幾乎所有的中介，要么是高校科研院所下屬的事業機構，只負責向外單向發布本單位科技成果信息，不具備運作和經營的能力；要么是隸屬科技、經委系統的事業單位，也只是‘電腦對電腦’，發布各種供需信息。”

　　王志剛表示，完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支撐服務體系主要有兩大舉措：一要搭建平臺，構建服務體系；二要加強信息共享，提供公平、及時、準確、有針對性的服務。

　　他表示，對于產業化和應用前景明確的應用型科技成果，“要通過政府、社會、企業共同搭建平臺，構建服務體系，貫通從成果的產生、成果的轉化、成果的應用直到產業化的整個通道，促進供需雙方的對接。”

　　對癥下藥 落實成果轉化

　　“我國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暢，癥結就在于科技創新鏈條存在體制機制關卡，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5月18日，王志剛在國新辦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事實上，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有復雜且專業的路要走。“成果轉化不是簡單把技術轉化為產品，而是將技術轉化為切實的市場需求，并產生經濟效益。”天津大學精密儀器和光電子工程學院教授陳達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因此，做好成果轉化，前提是要有好的技術，后續的生產、管理、推廣也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然而，在成果轉化中，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關注的重點并不完全相同。高校強調創新，研究“高大上”，但“轉”不出生產力；企業重視市場效益，強調“接地氣”，但往往創新不足。如何統籌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的需求是成果轉化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對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中的障礙，王志剛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就企業來講，一個企業不一定認識得到需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來使企業提高生產力，增強競爭力。“客觀上講，企業能不能帶動得了高校、科研機構包括其他一些社會組織，包括帶動金融、投資其他的一些機構，真正實現成果的轉化和技術創新，目前看還有一些難題。”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副院長霍國慶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認為，我國中小微企業在承接成果轉移轉化時存在幾大問題。第一，往往受功利化思維的影響，首要關注的是生存需求和快速盈利，承接成果轉化的需求并非是第一需求；第二，小微企業往往不具備接受科技成果轉化的條件和平臺；第三，中小企業缺少資源，對接成果轉化熱情有余，但是實力不足。這些主觀和客觀的因素，都給企業實現成果轉化和技術創新帶來不利影響。

　　從高校和科研機構角度來說，長期以來，論文是評價考核的主要指標，換言之，原來對轉化的要求不是太明確，且轉化之后的收益和對科技人員工作考評的權重仍然不夠。

　　事實上，今年2月，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鼓勵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五項措施中，就提出了“將科技成果轉化情況納入研發機構和高校績效考評”的舉措。盡管已有高校和科研院所對此進行了嘗試和探索，但總體來看，科研人員還在期待具體政策的完善、細化以及考核風向標的轉變。

　　“科研項目管理體制需要改一改，可采用延后評價的方式，在科研成果實現轉化和取得產業化成果后，再綜合做出評價，而不是唯‘SCI’論。”霍國慶說，只有真正將轉化成效作為績效考核的主要依據之一，才能真正促使研究“接地氣”，才能使成果轉化成為創新創業的“有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