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國際會議是否泛濫

實際上重要的、專業性強的國際會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高鐵專家王夢恕，常常收到一些打著“國際”旗號的會議邀請函，為此深受困擾。

　　起初，他還會從眾多的邀請中，選擇一兩個與交通相關的會議出席。但久而久之，王夢恕發現，一些所謂的國際會議，其實并沒有什么實質性意義，常常都是空談，非常枯燥。參加會議的除了專家，還有很多都是一些廠家，他們主要是宣傳自己的產品，且需要交一定的參會費。“這已經變成一種‘以會養會’的形式了。”

　　不過，今后這股國際會議泛濫之風，將有所收斂。

　　2月13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財政部、外交部聯合發出《關于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通知》，要求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總量;不得在同一時間或短時間內舉辦主題相同或類似的國際會議;嚴格控制會議規模;不得擅自對外承諾提供任何免費服務……

　　“外國人樂意到中國開會，因為地方政府出手闊綽。”王夢恕告訴《北京科技報》，凡是來華參加國際會議的外賓，都能享受高規格待遇，比如坐頭等艙，住星級賓館，吃中國美食，甚至還能游山玩水，而這一切全部都免費。花銷則全部由地方財政包攬。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人到國外去開會，會務接待是不包括吃飯、住宿、交通費用的，與會人員必須自掏腰包，組織者只是提供一個學術交流平臺。“對于他們來說，開會是公，游玩是私，二者不能混為一談。”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副會長李永江說。

　　在李永江看來，這與中西方的文化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人好客，‘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凡是故人來都會請吃飯，參觀旅游，對于外來的客人，更是想要盡全力招待。這種文化我們并不能完全否定它，但要視乎情況，不能不講原則地請吃飯，請旅游，這種風氣我們要及時遏制住。”

　　而許多國際會議，尤其是官辦的國際會議，“國際”只是一件唬人的外衣，“無非就是有幾個金發碧眼、不同膚色的外賓，其實那都是為了壯門面，撐場子。而為了凸顯‘政績’，全國各地的國際會議，排場是越來越大。”王夢恕告訴記者，前不久，他參加了一場交通方面的國際會議，規模非常大，總共花了3000多萬。

　　地方政府申辦的國際會議，在全國各地如雨后春筍。有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主辦的國際會議不斷增多，從每年83個上升至245個。在一些地方的中高檔賓館，常常可以看到門口懸掛的諸如“熱烈慶祝××國際會議舉行”的橫幅。

　　召開這種類型的會議，大多都是地方政府希望提高本地的知名度，或是希望發展地方經濟。“這樣的會議沒有什么內容，純粹只是為了提高知名度，所以隨便邀請幾位國際友人前來開會，就稱為是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李永江說。

　　李永江說，全國各地爭相舉辦大型國際活動，其目的顯而易見。“人們不希望在邀請別人來開會的時候，自家的房間沒有收拾好，所以如果一個城市的會展經濟發達，那么自然會帶動其他的相關服務，譬如說舊城改造，道路修建，會展中心的硬件設施等方面，大力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建設，也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知名度。”

　　此外，國內的一些高校，也成了國際會議的“重災區”。高校都想通過召開一次高規格的國際會議，來促進學科的發展，建立更廣泛的學術交流，擴大學校的知名度。在這其中，雖不排除純粹進行學術交流的正規會議，但也不乏一些高校抱著賺錢的目的而舉辦。“因為借著‘國際會議’這個響亮名號，可以吸引各地的人們前來參會。而凡是想進入到會場旁聽的，都必須繳納一定的費用。”李永江說。

　　“有些高校舉辦國際會議，目的是為了拉科研經費。”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說，為了在接項目時更有說服力，高校常常聲稱在立項時舉辦了幾次國際會議，邀請了哪些名人和像副委員長、部長這樣級別的領導。可這樣的國際學術會議，大多名不符實。

　　所謂“物極必反”，國際會議數量頻頻增多，不僅浪費了公共財政，也失去了會議本身的意義。

　　李永江說，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適合舉辦國際會議，也不是所有的國際會議，都能達到擴大影響力的目的。舉辦國際會議，更多地是投入金錢、人力、物力等，通過會議解決某些不可告人的問題。

　　“國際會議越來越偏離原來的軌道，變了味兒，不是為解決問題而開會，而是為了創造會議而開會。再加上一些國際會議的主辦方，常常打著開會的幌子，熱情地款待盛宴，有一些常被邀請來開國際會議的外國人，甚至感覺到了疲勞、厭煩，不再參加這種有名無實的會議。”李永江說。

　　“有些國際學術會議，排場雖然大，質量卻不高，根本談不上什么學術交流。”武漢大學教授邱均平說，在國內舉辦的國際會議，日程通常安排得非常緊湊，一般就是1～2天，且每個專家的發言時間，都受到嚴格控制。“有的外國專家都感到莫名其妙，花幾萬塊錢請自己來，只讓講10分鐘。即使這樣他們也很高興，免費旅游，誰不愿意?”

　　而國外舉辦的國際會議，一般都是單純的學術交流。會議時間都在3～4天左右，安排每個專家作報告的時間比較充裕，報告后的討論也非常熱烈。去年，邱均平受邀到英國參加了一個國際會議。“當天的會議日程都安排得井井有條，與主題相關的專家會來，如果討論另外一個主題，跟他沒有什么關系，就不用參加。而國內的一些國際會議，甚至會邀請與大會研討領域無關的外國專家。”

　　竹立家認為，國際會議泛濫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有些領導干部為了追求政績，名譽，利用公共財政資源，以國際會議的名義請一些外國專家，借著國際會議的名譽造成影響，再把這些作為自己的政績。第二，是由于我國財政預算不規范，有很多漏洞，不公開透明，有些單位私存小金庫，他們借著國際會議的名義來把這部分錢給花掉，為自己牟求私利。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會展研究中心劉大可主任認為，現在我國正處于過渡階段，出現國際會議混亂的局面，也不足為奇。“關鍵是我們要從經驗中，學習如何舉辦正規的國際會議。”

　　劉大可說，正規的國際會議，并不是隨心所欲就可召開。它需通過國家的審批手續，也要獲得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而這些財政都是有預算的，并不能肆意浪費。根據國際會議的類型不同，所需要申辦的程序也有所不同。

　　比如，有的是國家申辦的會議，像博鰲，奧運會等，就需申報給國務院批準。而有的屬于地方政府申辦的，這是一般性級別的會議，只要地方省、市政府審批就可以了。國際會議的種類，則要看會議的內容、邀請的人物。如果邀請國家元首等級別的重要國際要人，就得遞交給國務院外交部申辦。

　　然而，現在有很多的國際會議，并沒有經過正式的審批，有一些會展公司利用市場運作獲得資金。“這點從入住酒店的人數就可看出。據統計，每年五星級酒店的入住人數，遠遠超過實際審批的數量。再加上國際會議入境控制不嚴，即使沒有邀請函也可以入關，這也滋生了國際會議的泛濫。”劉大可說。

　　事實上，一次國際會議還蘊含著無限商機，由此催生出會議公司，并形成了一條產業鏈。

　　邱均平告訴記者，這些會議公司，多為從國外引進的所謂高級人才所開辦，他們一般就是租個辦公室，然后雇傭幾個懂外語的員工，便可開始組織籌辦國際會議，會議通常與他們自己的專業沒有什么關系，他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這些會議公司，組織的多為行業國際會議。首先策劃出會議的主題，然后分別向行業內的專家和企業發邀請函，再請一兩個所謂的國外專家來作報告。聯絡、接待、登記等都有專業的服務團隊，會場的布置、相關設備、同聲傳譯，以及媒體宣傳也都有專人負責。

　　邱均平說，這種會議公司的主要收益，來自于與會人員交納的參會費。費用十分高昂，一般每人在2800元以上。而即使這樣，也有市場需求。對于行業內的專家而言，他所撰寫的論文，可被收錄到英文的論文集中;對于企業而言，通過參加這種會議，他們可以邀請到行業專家為他們的產品背書。

　　“這種會議也就召開1天，上午搞個開幕式，下午分組討論一下，連閉幕式也沒有就結束了。”在邱均平看來，這些會議公司，也是造成國際會議泛濫的根源之一。“原本我以為這種公司只在武漢有，后來通過同行了解到，原來北京、上海也都有類似的公司。他們的利潤很大，一年能賺上百萬。”

　　雖然一些魚目混珠的國際會議，在國內舉不勝舉，可實際上一些重要的、專業性強的國際會議，國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邱均平說， 一些專業領域較強的國際會議，國內目前申辦還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這些會議的舉辦方，都需要滿足一定的要求，例如國家在本領域實力比較強，研究人員、研究成果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影響，還要有高水準的服務水平。如果滿足不了這些條件，這些國際會議是無法在國內舉辦的。

　　這就像我國申辦奧運會一樣，我們申辦2000年奧運會失敗了，直到2008年奧運會，中國才如愿以償;每兩年一次的科學計量學與信息計量學國際大會，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我國才成功申辦了一次;而每四年舉辦一次的國際沉積學大會，中國學者已經申辦了20年，至今尚未成功。

　　李永江認為，這與我國經濟實力水平，有著很大的關系。只有一個國家不斷發展，國際上認為申辦的國家或者單位，在這個領域內有能力、有價值申辦，才會做出相關的評估，最后才能正式申辦。

　　“這需要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李永江對記者說，除了經濟，科技領域的發展以外，中國還必須多出創新性拔尖的領域人才，只有我們在某些領域達到領先世界的水平，世界上才會有更多的人想來到中國，聽聽中國人是怎么想的。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樣的?因為這里有他們需要學習的地方。“如果只是一味地學習別人的，那么想要在本國申請權威的國際會議，肯定是有一定難度的。”

　　其實，高規格的國際會議，我國也曾成功舉辦過。比如，2008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地震工程大會，是由國際地震工程協會舉辦的地震工程領域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學術盛會。它開始于1956年，每四年舉辦一次，至今已舉辦了13次。雖然參會者需交700美元的注冊費，但依然吸引了3000多人參會。

　　李永江說，盡管現在有很多的國際會議屬于非正規型，混淆視聽，但人們不能一概否定會展經濟對于推動城市及現實交流方面的積極作用，中國對外開放的時間較晚，所接觸的國際會議次數也較少，舉行的國際會議就難免會不成熟，現在隨著人們對國際會議了解的深入，安排流程等也自然會越來越成熟化，與國際接軌，國際上如何安排，我國也怎么安排。

　　韓國也是個熱衷開國際會議的國家。但是與我國賠本賺吆喝所不同的是，國際會議給韓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比如，一項統計結果顯示，2007年5月在首爾召開的世界審美牙科學會學術大會，創下旅游收益900萬美元。同年9月召開的世界肺癌學會學術大會，旅游收益近1800萬美元。

　　為了擴大影響，韓國組委會也會向各國的媒體記者發邀請函，但不會提供路費及住宿費。不過，從機場或車站往返飯店的大巴，都是由組委會免費提供，且推薦幾條旅游路線，以便記者在采訪閑暇，體驗韓國文化，但這都是自費。

　　竹立家認為，今后我們要加大對國際會議的規范力度，最主要的辦法就是要嚴格控制財政預算，使公共財政預算公開透明，其次是要對每年政府的財政支出細化，國外的國際會議預算都要先由預算委員會審查，等審查通過才能舉辦。另外要把預算外的資金納入預算管理，減少花費空間。此外，最好是成立一個項目小組，由項目管理人親自管理資金，現在我國對于國際會議都是部門和組織者在管理，分工不明確。

　　邱均平認為，國際會議審批程序過于復雜，辦個手續可能要好幾個月。而在國外，只要能找到贊助資金，請來行業內的專家，就可以舉辦了。“包括我國臺灣，2006年，我到臺灣大學去講學，走在校園里，發現有關國際會議的公告特別多。當然，這可能跟他們辦國際手續比較方便有關。”邱均平建議，“對于一些專業領域的國際會議，沒有必要卡那么死，若國家能提供這方面的便利條件，應盡可能簡化審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