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以來,北京等地遭遇“霧霾桑拿天”,空氣質量明顯下降。近年來,我國環境事件頻發,環境問題受到公眾的極度關注。
在環境保護部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主持召開的“首屆國家環境與健康研討會”上,中國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呂忠梅說,當前,我國污染的健康效應和社會效應逐漸顯現。在2006—2010年期間,我國共發生了63起鉛、鎘污染事件中,33起引發了嚴重的群體性事件,占比53.4%;同一時期,我國所發生的232起三級以上環境事件中,56起事件中環境污染導致了健康損害,37起環境事件發展為群體性事件,還有19起涉及健康問題。
開展環境風險評估和管理工作難度大,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環境污染情況復雜,不同人的個體對污染的健康反應存在差異。復旦大學教授闞海東說,研究發現,相對于男性,女性對污染更敏感。如當前公眾非常擔心的空氣污染,闞海東團隊做的文獻調研等發現,所有經過呼吸道進入人體的有毒物質,包括吸煙在內,女性比男性反應大,女性也比男性容易受污染影響。此外,不同年齡段的人對污染反應不同,老年人對污染更敏感。
“我們還發現,廣州和福州這些南方城市空氣污染物水平相對較低,但單位污染物濃度健康危害遠高于蘭州等西北城市。”闞海東說,那是由于我國西北地區較多的大氣污染物成分來自于自然源,如塵土等。而自然來源的顆粒物對人毒性相對較低;東南地區較多大氣污染物成分來自燃煤、燒油,化學毒性大。不同污染物特征決定了不同地區空氣污染危害性存在較大差異。
“我們把不同大小的顆粒物跟健康做了一個關聯,一個關鍵性發現是,直徑小于或等于0.5微米的顆粒物對居民健康影響更大。從環境科學角度來說,小于0.5微米與大于0.5微米的顆粒物在肺里沉積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因此,闞海東強調,未來我國管理大氣顆粒物污染,應更多關注質可能會引起較大的健康風險那部分顆粒物。
除空氣污染外,飲水污染導致人體健康情況也不相同。“經飲水暴露系數也可看到,華北地區是全國平均水平1.2倍,東北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是其0.6倍;華南地區水平已達全國平均水平的1.6倍,而西北地區較低,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即0.5倍。”中國環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趙秀閣說。
由于環境污染情況以及不同個體對污染健康反應的復雜性,不但使環境管理工作面臨巨大困難,而且當公眾的環境健康權益受到損害時,難以得到合理賠償。
“我們統計了1000多件環境案件的法院判決結果,能夠勝訴非常少,而且只賠償了直接經濟損失。直接經濟損失是什么損失?即養魚的死多少魚,人受害了誤工費是多少、花多少醫療費、還需要多少營養費,除此以外是不賠償的。”呂忠梅說,受害人真正得到合理賠償是非常困難。
而且大多數的污染危害結果是具有累計性的,這給污染情況的認定和賠償帶來了更多困難。呂忠梅說,“我們所分析污染事件中,90.5%都是累計性污染。比如在一些兒童血鉛超標事件中,污染企業的所有手續是齊全的,環評也做了,每年污染物排放情況也很好,但結果造成了嚴重污染,健康危害等后果也是嚴重的。”
呂忠梅表示,從法律上來講,從污染物排放到人體健康影響最后到損害賠償,最重要一項工作是確定污染和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只有因果關系確定了,才能確定誰來承擔污染以及賠償的法律責任。但在當前全世界關于環境案件的損害賠償方面,難度最大的就是確定污染與損害,包括健康損害的因果關系。
呂忠梅說,從環境與健康來講,最需要建立的是風險管理機制。目前,我國環境管理手段也不適應風險管理的需要,目前管理模式是事后監控模式。出了問題,再成立領導小組開展調查,是事后管理而非事前的風險管理模式。
而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于云江認為,環境污染健康風險管理涉及三方面內容,一是環境污染健康風險調查,二是環境污染的健康風險評價,三是風險管控,三者彼此存在邏輯關系,共同構成了環境與健康的污染管理體系。而環境污染健康風險管理里最主要的難點問題,或最有技術含量的是環境污染的健康風險評價技術。
于云江表示,美國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在環境健康風險評價技術方法方面,不斷發展完善,形式多種多樣,體系逐漸成熟。而我國也正在逐步開展環境健康風險評價技術方法的研究。
呂忠梅說,當前我國的環境評價制度里是沒有健康風險評價的,環境監測機制中也沒有。“企業污染,老百姓受害,然后政府買單。在很多實際污染案件中,你連污染主體都找不著,到底是誰的責任都不清楚。”因此,在環境評價制度里增加健康風險評價一環節,將有利于事先環境風險的預防和管理。
環保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趙欣豐說,各類國際金融機構在貸款項目環境管理中普遍采用健康影響評價的內容,這也是奠定和推動健康影響評價技術方法發展的主要力量。健康影響評價的應用范圍更寬泛,評價對象由針對建設項目,向存在潛在健康影響的開發規劃和政策方面擴展。
“在國家層面上對健康影響評價進行立法并有效融入建設項目環境管理的國家是泰國,強制規定如石化行業、火電廠、地下勘探、航空系統建設等11類項目在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要開展詳細的健康影響評價。某些國際性行業組織,如國際黃金協會和大型跨國公司紛紛開發自己的健康影響評價指南。”趙欣豐說,健康影響評價的發展與環境健康管理的發展密不可分,相輔相成。
呂忠梅還認為,當前我國環境健康事件的處理缺乏技術保障。在環境污染和健康損害等因果關系的判定中,通常能看到到十幾份鑒定書,而且不同單位給出了不同的結論。這是由于每一部門采用的鑒定方法、程序等都不一樣,因此結論也不一樣,增加了司法判案的難度,也使得證據等沒有了權威性。
“是否可以出臺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指南?我們現在用的風險評估方法實際上都是對環境的風險評估,并沒有體現出其中的健康風險到底有多大?該怎么評估?這是缺乏技術規范的。”環保部環境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李萱說,當研究比較為成熟時,能出臺某一個行業或僅針對某一類企業的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指南,并將之納入現行政策實施的范圍。還可出臺環境健康風險清單,并納入環境應急、風險管理體系中來。
專家提示
中國環境與健康宣傳周領導小組執行秘書長劉俊杰:
有報告顯示,全球所有疾病中,30%由環境因素引起,這些環境因素引起的疾病40%發生在5歲以下孩子身上;有統計表明,大部分疾病與水有關,全世界18億人飲用被污染的水,每年有460萬兒童死與腹瀉。據世界衛生組織今年3月發布的估計數字,2012年空氣污染造成700萬人死亡,確認空氣污染是世界上最大的環境健康風險。減少空氣污染可挽救數百萬生命。
中國環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趙秀閣:
我國正面臨傳統型現代型環境健康問題雙重壓力。在對污染源相關暴露特征做進一步分析發現,約5.9億居民仍然使用固體燃料做飯,約有1.1億居民居住在所調查的7大類高風險企業周邊,有1.4億居民居住在交通主干道50米范圍內。
從污染暴露調查分析看,我國采取暴露防護行為人數還是比較低的。如只有13.2%居民外出有戴口罩的習慣。在感覺空氣質量不好時,戴口罩人數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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