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首批5個國家公園面積已超美國60個之和，怎么建？

我國第一批五個國家公園面積之和已達到23萬平方公里，超過美國全部60個國家公園面積之和。未來國家公園總面積預計約占國土陸域面積的10%，也遠高于美國2.3%和世界平均3.4%的水平。

國家公園不能簡單理解為“無人區”，更不能當作城市公園或旅游度假區。

“最嚴格的保護”是最嚴格地按照科學來保護，而不是建立禁區。

國家公園的體制機制建設面臨著諸多難題。

中國國家公園的最大亮點是“人與天諧”。

“體制機制是國家公園建設面臨的最大壓力。”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國家公園研究院院長歐陽志云建議，應盡快出臺《國家公園法》。

不久前，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表示，將遴選50個左右的國家公園候選區，總面積約占國土陸域面積的10%。

隨著國家公園建設迎來“黃金時代”，如何高質量穩步推進？如何落實最嚴格的保護？如何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近日，多位參與國家公園建設的專家學者在北京進行了一場精彩“論道”。

科學定位

“國家公園不是無人區”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相繼設立了國家公園。2021年10月，我國也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首批5個國家公園。

那么，我國的國家公園有何特色？與國內傳統自然保護區和公園又有何不同？

清華大學國家公園研究院院長楊銳曾擔任國家公園體制試點評估驗收組組長。他表示，科學是國家公園嚴格保護、合理利用的基礎，也是規劃的基礎、布局的基礎、監測的基礎和治理的基礎。

他指出，國家公園是自然保護地的一種類型，也是與公眾最密切的一種類型。其首要目標是自然保護和生態保護，同時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

“國家公園不能簡單理解為‘無人區’，更不能當作城市公園或旅游度假區。”楊銳認為，國家公園應該在生態保護第一的前提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在他看來，我國的國家公園建設背景、規模、速度和難度與其他國家相比，都有很大不同。我國的國家公園建設始于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更強調生態保護，還有生態學、保護生物學等科學研究做支撐。

除了建設速度，我國第一批5個國家公園面積之和已達到23萬平方公里，超過美國全部60個國家公園面積之和。未來國家公園總面積預計約占國土陸域面積的10%，也遠高于美國2.3%和世界平均3.4%的水平。

楊銳還指出，我國的國家公園多處于偏遠地區，無論從保護和發展、自然保護地與人居環境、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結構性矛盾來看，其建設難度都是最高，挑戰性也是最大的。

國際濕地公約科技委員會主席、北京林業大學教授雷光春也是國家公園體制試點評審專家組成員。他認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的出臺，尤其是強調重要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完整性保護這一首要功能，明確了國家公園在自然保護地體系的主體作用，是我國近幾十年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經驗。

“國家公園需要科學的頂層設計，要注重歷史和未來的演變。有些區域現在看起來可能很一般，但未來可能會極其重要，這需要以國家公園群或更科學的空間布局來完善。”雷光春說。

科學保護

“最嚴格地按照科學來保護”

國家公園屬于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的禁止開發區域，納入全國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管控范圍，實行最嚴格的保護。那么，最嚴格的保護應把握怎樣的“度”？

自2015年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蘇楊就擔任了國家公園體制試點評審專家組成員。他表示，“最嚴格的保護”是最嚴格地按照科學來保護，而不是建立禁區。“這一點是國際共識，‘保護’在國際上對應的是‘conservation’，英英詞典中常見的解釋為‘wise use’，意為聰明利用。”

蘇楊認為，正因為是“wise use”，國家公園的資源轉化與以往大規模消耗自然資源獲得收益不同，“國家公園內及周邊的原住民及企業等通過各種形式的生態產業化，如原住民保護野生動植物并從生態旅游中獲益，會直接形成保護自然帶來經濟收益的關系，最終與國家公園形成利益共同體，這樣才能形成共抓大保護的生命共同體。”

雷光春也指出，“更嚴格的保護”應更加尊重自然規律。“有些國家公園把老百姓趕出去，導致一些傳統生產方式消失，整個生物群落演變就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一些保護目標可能無法長期生存。”

“‘生態保護第一’不能誤解為‘生態保護唯一’，國家公園還兼具其他功能，是自然保護和公眾之間的媒介。” 楊銳認為，保護本身就是最大的利益。

在中國科學院生物多樣性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馬克平看來，國家公園強調的“重要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保護”相對容易把握，但“完整性保護”的尺度并不好拿捏。

“我不贊成所有國家公園都要‘劃一條線’。”馬克平認為，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保護要結合國家公園所處的地理位置、主要保護對象等，不能“一刀切”，不能走極端，要把握好度。

歐陽志云對此表示認同。在他看來，國家公園的建設在人類未來保護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源外，還要強調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生態產品和服務，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強調為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筑牢基礎。

科學發展

“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

由于《國家公園法》尚未出臺，體制機制也成為國家公園建設面臨的最大壓力。

歐陽志云表示，國家公園的體制機制建設面臨著諸多難題，一方面管理機構的建設會造成一部分人下崗或換崗；另一方面嚴格保護區和一般保護區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與自然親近的程度，資源開發活動應如何限制，當地百姓的生產和生活應如何安排等都尚不清晰。

在蘇楊看來，世界上所有自然保護地的根本問題，都可以歸結為處理保護與發展的關系。

“如果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一律禁止人類活動，就不可能把保護與發展的關系處理好。”蘇楊認為，“目前的核心區劃定標準把資源價值高低與對人類活動影響敏感性的高低相等同，而不是考慮主要保護對象的保護需求。這樣不僅可能給處理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帶來很大負擔，甚至可能破壞有些地方已經形成的原住民生產、生活與主要保護對象之間近似共生的有利關系，禁止人類活動后反而有害于保護。”

他還指出，如果不把地方政府的責權利解析清楚，或將影響地方政府參與創建國家公園的積極性，把保護和發展對立起來。

對此，蘇楊建議做到“科學保護、體制保障”，構建科學的管理方法和責權利相配套的體制機制，“這樣才能讓地方政府愿意，并且能夠按照科學要求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

北京林業大學國家公園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鈞認為，國家公園保護目標的實現需要各方參與，共同落地好治理體系和管理體系。

“完善自然保護地的自然資源產權制度，將對國家公園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保護起到關鍵作用。如果產權模糊，權責不清，則會導致管理混亂。”張玉鈞表示，從不同角度對國家自然資源資產進行綜合性的統一或規范管理，將是一種很好的探索路徑。

科學研究

“從長遠和整體利益出發”

國家公園監測體系建設是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建設的重點任務之一，歐陽志云也對此方面的工作成效表示稱贊。

“國家公園監測體系具有重要作用。”馬克平表示，國家公園的管理發展需要科學研究做支撐，同時國家公園又為更廣泛的科研提供了基地，推動了科研平臺的建立。

對此，雷春光建議每個國家公園都可以建立研究平臺，并對所有研究團隊開放，但每個研究平臺都要有頂層設計，這樣可以吸納全社會的研究力量，是一種重要的廣泛參與機制。

對于應該研究哪些課題，馬克平認為，首先要滿足國家公園管理和發展需求，其次要能夠作為研究基地支持相關研究，特別是一些長時段的基礎研究。此外，除了自然科學，還應特別重視管理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

在楊銳看來，國家公園研究機構要從長遠和整體利益出發，研究要具前瞻性和前沿性。除了國家公園本身，還要研究背后深刻的科學和社會治理問題。

他認為，與國外的國家公園思想基礎不同，中國國家公園的最大亮點是“人與天諧”。因此，要從多學科、多角度和多尺度開展研究，共同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機制提供理論基礎。

“國家公園還有自然教育的重要價值，科研工作者有責任和義務把嚴肅的科學話題轉化為公眾喜聞樂見的知識。” 張玉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