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企業是“拿錢”主體，更是“掏錢”主體

“如今很多項目在申請時以企業打頭，一些高校、研究院所很不滿意，他們覺得‘我做那么大貢獻，理應署名靠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鄔賀銓笑道，“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的科研機構有些失落了。”

如今，“企業是創新主體”讓人耳熟能詳，仿佛已成全社會共識。然而，在理解和操作層面上，這一“主體”的真正含義是什么，還存在著種種誤解。

“企業成創新主體，科研機構干什么?”

“要跟科研院所合作，企業自身必須擁有一定的技術能力，否則，產學研結合只是一句空話。”全國人大代表、山東華泰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華如是說。

對于企業來講，必不可少的“技術能力”，首先是一種技術判斷力——知道自身需要解決什么技術問題，更要知道誰能解決這一技術問題。這樣，它才能名副其實地擔當起創新主體的角色。

這在所有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本屬理所當然，卻引起了國內一些科研人員的疑慮——“企業成了創新的老大，要我們科研機構干什么?”

這一明顯的失落感其實源于“技術創新”和“知識創新”的概念被混淆，把探求未知的科學發現、科學研究混同于以市場開拓為目的的技術創新。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科技廳副廳長杜民告訴記者：“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知識創新的主體。我們現在所說‘以企業為主體’是指技術創新。怎樣擺正這兩種創新體系的位置，并促使它們有效銜接，正是我們政府部門該做的事情。”

“我從高校出來，特別有體會。”她說，“在高校，我申報項目時會選擇自己熟悉的領域，但未必是市場急需的。而市場急需的產業技術，我卻未必會關注。當前國家提出的技術創新體系，就是為了把科研人員引導到經濟建設主戰場。”

正如俗話所說，“哪兒癢癢只有自己知道”。市場需要什么樣的技術，只有企業心知肚明。高校、科學院在“知識創新”領域完全可以盡情施展，但在技術創新領域，企業要當仁不讓地發揮牽頭作用。

“企業是老板，科研機構是打工仔?”

采訪中，記者時常聽到這樣的抱怨：“我們花費十幾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出的成果，如今卻被企業以很低廉的價格買走了。”

類似遭遇，常常讓科研機構感到很“受傷”。

對此，鄔賀銓表達得甚是直白：“你認為做的是好成果，企業還覺得你那玩意兒不好用呢!”

杜民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科研機構沒有把準市場的需求。“企業為什么只愿意出很低的價格?因為覺得這些成果還需做很多改進才能走向市場，其中需要很大的轉化投入。我們不建議做這種一次性的買斷，最好從立項到研發全過程，都由企業跟高校院所充分交流，合理分工，共同完成。”

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同樣令科研機構顧慮重重。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這種提法很正確。但一些企業出錢委托高校、科研院所進行研發，便將所有成果全部歸為己有，這很容易導致高校、院所淪為企業的打工仔。”全國政協委員、成都理工大學副校長黃潤秋憂慮地說。

其實無論于法、于理、于情，誰投資誰收益是再正常不過的。企業出題，委托院校研發，一切按合同執行，沒有什么可理論的。“但實際操作中，在經費分配、成果共享方面，如果沒有一套公正公平的機制，往往會讓科研機構感到很吃虧。這需要完善法律法規，也需相關部門協調。”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相建海說，“國外一些大公司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們和科研機構的合作比較規范。比如ZL，企業可以根據需求購買，同時充分考慮到雙方利益，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一整套處理知識產權問題的機構，這樣的體制機制很完善，利益分配也很恰當。”

“錢都投給企業了，科研機構怎么辦?”

近年來，國家財政用于研發的投入逐年增長，“錢袋子”越來越鼓了，但會砸向誰?產、學、研三方自然都是虎視眈眈。

技術創新體系明確了，身為“主體”的企業，似乎成為這場角逐最大的贏家。

“錢都投給企業了，科研機構怎么辦?”這令一些科研人員難以啟齒，卻又不免暗自焦慮。

但是，“主體”的本意，僅僅是該拿大頭兒嗎?

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長許宗衡介紹說：“2007年深圳市研發投入總額達250億元，但其中政府投入的比重只占10%左右。”而在深圳市引以為豪的“4個90%”創新模式里，90%以上的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很顯然，企業除了是“拿錢”的主體以外，更是“掏錢”的主體。

“國家把錢給了企業，但通過產學研結合，企業最終還是把錢給了科研機構，這在國外是通行的。”鄔賀銓說。

企業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本來意義，包含了研發投入主體、創新活動主體和成果應用主體這三大內涵，其實早已在國家層面得到確認。在這樣一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中，“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各司其職，各就其位，誰也不是老大。”鄔賀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