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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聲 受訪者供圖
李振聲字畫。
李振聲（左一）和學生在麥田里。
■本報記者 馮麗妃
1948年的一天，濟南街頭，一個高挑瘦削的少年四處張望、步履緩慢地走著。他希望在這座城市找到一份工作，高中二年級的他剛剛輟學，貧寒的家境已無力再支撐他讀書。突然，一則山東農學院的招生啟事映入眼簾，其中一條分明寫著“免費食宿”！這讓他非常驚訝，決定試一試。
這一試改變了他的人生，少年從此踏上農業研究道路。
春耕秋收，夏耘冬藏，59年過去了。2007年2月27日，莊嚴的人民大會堂，璀璨燈光下，如簇鮮花中，一位戴著金框眼鏡，身著深藍色西裝，打著大紅色領帶，發絲染雪、身姿卻依舊挺拔的老人步履穩健地走到主席臺中央，從國家領導人手中接過燙著金色國徽的紅色獲獎證書。現場掌聲雷動。
曾經的少年成為中國第十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他的名字叫李振聲。
饑餓困頓中，點亮小麥育種夢
饑餓，是李振聲童年時期揮之不去的陰影。李振聲1931年出生于山東淄博農村，十歲左右正是長身體能吃的年紀，卻碰上1940年至1942年連續三年大旱。他記得當時地里不長莊稼不長草，村里人把榆樹葉和樹皮都吃光了，最后開始啃蔥根和蒜皮。
因為饑餓，李振聲的父親患了嚴重的胃病，他每天放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中藥店給父親拎回一包藥。13歲時，父親還是撒手而去。父親的饑餓也刻在了他的記憶里。
為了撐起這個家，哥哥退學到濟南一家店鋪當伙計，排行老二的李振聲也想退學，卻遭到母親和哥哥的堅決反對，他們堅持家里一定要有個讀書人。父親離去之前留下兩副對聯，一副是“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另一副是“聚錢財莫如為善，振家聲還是讀書”。
這是家訓，也是父母的期望。
但令少年李振聲難堪的是，每個學期開學前他都要向別人借錢，有時在人家門口站了半小時，也邁不進門檻。到了高中二年級，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李振聲決定輟學，到濟南尋找工作。那則山東農學院的招生啟事，如同罅隙中透出的一道光芒，照亮了他的人生。
“又有飯吃，又能上大學，這是我從來都不敢想的事情。”李振聲后來回憶說。
在山東農學院，李振聲的專業是研究小麥育種與栽培。兩位伯樂——沈壽銓教授和余松烈教授的課深入淺出，讓他對小麥育種技術產生了濃厚興趣。知識里遨游、試驗田里驗證，他的育種知識就像田里的麥苗一樣，噌噌往上長。
當時，學校農場種植了在山東推廣的幾個優良品種，李振聲將它們引種在自家地里，果然當年的產量比鄉親們的都高，惹得種地的“老把式”都來向他這個小青年請教、跟他換種。這讓李振聲切身感受到，科學技術對提高糧食產量的重要作用。用小麥育種改變饑餓的夢想也從此種在心田。
堅守麥田，二十三載培育一粒種
1951年，從山東農學院畢業后，20歲的李振聲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北京遺傳選種實驗館（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前身）工作。進入中國科學的最高殿堂，是意料之外的驚喜，但驚喜之余也有一絲遺憾。李振聲想做遺傳育種研究，卻偏偏被分到了栽培組，與各種牧草打起了交道。那時的他不會想到，這個看似與小麥育種無關的工作，會讓他開辟出一個小麥遺傳育種的新領域。
5年后，響應中央支援西北建設的號召，李振聲被調往陜西楊陵中國科學院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工作。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百廢待興，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吃飽飯的問題。彼時，我國糧食年產量2000多億斤，受北方冬小麥產區條銹病肆虐影響，一年就損失120多億斤。
條銹病有“小麥癌癥”之稱，小麥一旦染病，就會減產30%到50%，甚至絕產，而且條銹病病菌變異速度很快，平均5年半就能產生一個新的生理小種，而培育一個優良抗病麥種至少需要8年。小麥條銹病是當時一個世界性難題。
到了楊陵，李振聲真正體會到這種病的可怕：穿條黑褲子在麥地里走一趟，褲子就會變成黃色。
看見不少農民在地頭抱頭痛哭，李振聲的心被狠狠刺痛了。
這時，5年的牧草研究派上了用場，師從土壤學家馮兆林研究種植牧草改良土壤期間，李振聲已經收集、整理、研究了800多種牧草，熟悉各種牧草的習性。
“農民種了幾千年的小麥，但小麥還是這么體弱多病；野草沒人管，卻生長得很好。”對比之下，李振聲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能不能通過將牧草與小麥雜交，培育出一種抗病性強的小麥品種呢？
這個設想得到了當時的權威植物學家聞洪漢和植物病理學家李振岐的支持。
但自然界的一粒小麥演化成今天的小麥經歷了近萬年時間，人工育種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多長時間才能成功？
李振聲心里沒有底。
有三道難關擋在他面前：第一，雜交不親和，很難實現雜交；第二，雜種不育，后代像馬和驢的后代騾子一樣沒有生育能力；第三，后代“瘋狂分離”，抗病性狀在后代中很難保持。
但他下定決心要把事情干到底。
他選了12種牧草與小麥雜交，成功了3種，并發現長穗偃麥草的后代長得最好。偃麥草和小麥花期不同，他就用人工補光促進偃麥草提早開花。雜交種不能發芽，他就蹲在田里對一株株小苗逐一排查。有時一個雜種看著很好，下一代卻面目全非，他就一次次鑒定、篩選。每個夏天，他身上都被曬得脫層皮。
8年過去了，那粒理想的麥種還是沒有出現。
1964年，李振聲的工作也因此受到“研究脫離實際”的批判。幸好，遠緣雜交開始時，心里沒底的李振聲同時開展了“有底的”常規小麥品種間雜交育種，選育的兩個品種已在生產上推廣應用，遠緣雜交研究才得以繼續。
可能老天也愿意幫助執著勤奮的人。那年夏天，小麥成熟前連續40天陰雨，直到6月14日天氣暴晴，1000多份小麥雜種后代一日之間幾乎全青干了，但有一株仍保持著金黃顏色。
李振聲如獲至寶。直到1979年，他才在這株麥子的基礎上將偃麥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成功轉移到小麥上，育成了小麥新品種——“小偃6號”。
遠緣雜交前后花費了23年的時間，李振聲也年近半百。但他收獲了陜西農民給他的最高評價：“要吃面，種小偃！”
“小偃6號”能同時抗8個條銹病生理小種，且產量高、品質好，做出來的饅頭白、面條筋道。這些品質讓它成為中國小麥育種的重要骨干親本，其衍生品種80多個，截至2003年，全國累計推廣3億多畝，增產小麥逾150億斤。“小偃6號”的出現讓我國小麥的增產速度甚至一度超越了水稻。
“在遠緣雜交研究最初的20年里，振聲先生面臨的不僅僅是沒有成果的寂寞，更有險遭批判的厄運。現在的年輕人總想著快出文章、快出成果，缺的就是這種對科研的執著。歸根結底，我想也許是他們想自己想得太多，沒有像振聲先生一樣以國計民生為己任，始終圍繞國家需要開展研究工作。”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宜瑜曾這樣說。
小麥遠緣雜交成功后，李振聲并未就此止步。他深感20年的育種過程過于漫長，于是另辟蹊徑，創建了藍粒小麥和染色體工程育種新系統。這種方法可讓一根麥穗上長出深藍、中藍、淺藍和白粒4種顏色的種子。根據種子顏色可以知道染色體的數目，白粒只有40條染色體，叫作缺體。將它與遠緣植物雜交，僅用3年半，他就育成了小麥-黑麥異代換系新品種，為小麥遠緣雜交的實用化開辟了一條新路。
麥田里的研究讓李振聲聲名鵲起，各種榮譽接踵而至。他先后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科技發明獎一等獎、陳嘉庚科學獎農業科學獎等。人們親切地將他與科學家袁隆平并稱為“南袁北李”。
1983年，李振聲擔任中國科學院西安分院院長、陜西省科學院院長。陜西省科學院給他在西安分了房子，他沒去住，他覺得在楊陵做學問是非常好的選擇。
在楊陵的20多年，李振聲吃過120多戶農民家里的飯，知道農民想什么、要什么。比如，在穩產與增產問題上，農民總是把穩產放在第一。因為只有穩產了，才能填飽肚子。“科學研究的主流應該是從生產中來、到生產中去。”他說。
“三場戰役”，向鹽堿地要糧
李振聲不僅是麥田里親力親為的耕耘者，更是運籌帷幄的中國麥田謀劃者、拓荒者。他先后提出向鹽堿地要糧的“三場戰役”——農業科技“黃淮海戰役”、“渤海糧倉科技示范工程”、“濱海草帶”戰略構想。
1987年6月，李振聲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上任兩個月，他就提出一個影響至深的建議——黃淮海地區中低產田治理。
當時，我國糧食生產連續3年徘徊在8000億斤左右，但人口增長接近5000萬，這一緊張局面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1987年夏，時任國家科委主任宋健主持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打破糧食生產的徘徊局面。李振聲代表中國科學院參加了此次會議，接受了這項任務。
那時，李振聲跑遍黃淮海地區做調研，時間緊、任務急，他和隨行的專家就夜里坐車、白天調研，他們的足跡遍及河南封丘，河北欒城、南皮，山東禹城，安徽蒙城……
“在推動什么事情時，我們常說，‘手中無典型，說話沒人聽’。”李振聲說。
一次次實地調研中，他得到了許多鮮活的典型案例。例如，封丘原來每年吃國家返銷糧7000萬斤，而推廣中低產田治理措施后，1987年給國家貢獻了1.3億斤糧食，這讓他實實在在看到了中低產田治理的潛力。在甘肅沙河洼、安徽蒙城，他看到中低產田的治理成本都得到回報，更加成竹在胸。
1988年2月，在中國科學院時任院長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下，中國科學院組織25個研究所400多名科技人員深入黃淮海地區，與地方科技人員合作開展了大面積中低產田治理工作。
經過6年治理，我國糧食產量從8000億斤增長到9000億斤，僅黃淮海地區就增產504.8億斤。
從科研創新到策略實施，李振聲的成績讓更多的榮譽接踵而至。1991年，他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06年，他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人生已經熠熠生輝，但李振聲依然沒有止步。
2013年，中國科學院和科技部聯合河北、山東、遼寧和天津啟動實施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渤海糧倉科技示范工程”。82歲的李振聲正是這個項目的倡導者，為了讓這個在鹽堿地上淘金的想法付諸實施，他籌謀已久。
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農業資源研究中心研究員、渤海糧倉科技示范工程首席科學家劉小京告訴《中國科學報》，早在2008年，李振聲就指導團隊成員在河北滄州南皮縣的鹽堿地上種“小偃81”冬小麥，并希望他在南皮站做好鹽堿地小麥種植試驗示范工作，為中低產田糧食增產增效提供樣板。
2010年春節期間，劉小京到李振聲家中拜訪，談論起環渤海地區鹽堿地科技攻關的一些問題。李振聲提出，這個地區有可能大幅增加產量，可以叫“渤海糧倉”。這讓劉小京心里一亮。
隨后，渤海糧倉建設在河北南皮、海興，山東無棣、禹城等地部署了示范工作，推動項目最終立項。
從2013年到2017年，“渤海糧倉科技示范工程”5年累計示范推廣8017萬畝，累計增糧210億斤，節本增效155億元，節水43億立方米。
2020年，年近90歲的李振聲仍在思考。根據團隊成員在曹妃甸、海興、南皮、東營等地鹽堿地多年的長穗偃麥草種植試驗，他提出建設“濱海草帶”的構想——通過種草養畜，實現我國環渤海地區難治理的1000萬畝濱海鹽堿地的高效利用，以期解決我國鹽堿荒地利用與當前我國嚴重依賴進口飼料糧問題。
今天，在山東東營距離黃河口約10公里的千余畝土地上，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集中所內10多個育種和養殖團隊的優勢科研力量展開攻關，選育兼具耐鹽和耐澇特征的牧草資源。攻關團隊選育的長穗偃麥草在含鹽量3‰至5‰的中重度鹽堿地上畝產可達2000公斤以上，在含鹽量10‰以下的重度鹽堿地上也能成活；選育的田菁畝產可達2.5噸至3.5噸，已在黑龍江、山東、北京、海南等多地進行繁種、育種。
而“濱海草帶”也是李振聲數十年日積月累提出的戰略構想。為此，他曾多次深入草原調研。
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童依平記得，上世紀90年代，從北京經河北壩上到內蒙古赤峰全程幾乎都是沒有硬化的土路，三四百公里的路程，開車要開整整一天。他們乘坐的雙排座廂式貨車很破舊，經常“拋錨”，密封性能也不好，春天農作物播種時節風沙非常大，前方數百米遠的山包經常看不清楚，到了目的地眼鏡上都是一層沙子。盡管如此，已過花甲之年的李振聲依然堅持到一線調研考察。
在反復調研中，李振聲形成了一個觀點：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和草原地區發展草食畜牧業潛力很大。在他的點撥下，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青年科學家劉公社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種植羊草，解決草原家畜吃飯問題，同時解決草原沙化、鹽漬化問題。后來，劉公社研發的中科羊草系列品種在我國內蒙古、新疆、陜西、甘肅等地得到大力推廣。
不只如此，李振聲還是我國糧食戰略安全的“吹哨人”，在我國糧食產量多次出現徘徊時，及時敲響警鐘，提出增產對策。針對國際上有關“誰來養活中國”的說法，他果敢地提出“中國人自己養活自己”的思路。
這一切，他是如何做到的？
“他知行合一，會用90%的精力做調查研究，用10%的精力制定決策。”“他總是把生產實踐與戰略構想相結合，對生產中看到的問題進行調研后，再將其逐漸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采訪中，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化榜與童依平這樣說。
在李振聲的論文集首頁，他用工整的小楷寫下的白居易的詩或許體現了他的“方法論”：“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亦師亦父，各方面都是榜樣
在躬耕、守望麥田的過程中，李振聲培養了一批中國農業科技領域的骨干人才。
作為李振聲的博士生“開山弟子”，陳化榜對李振聲的關懷和培養記憶猶新。1990年陳化榜考取博士生時，李振聲仍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那時還沒有互聯網，為了確保科研指導，無論是在辦公室、實驗室還是在試驗田，李振聲每個星期都會面見陳化榜3次。
“有時，他星期五下了班到實驗室指導完畢，就讓我坐他的車到家里吃飯。”令陳化榜印象深刻的還有板栗紅燒肉，這是去他家里吃飯經常加的菜。
陳化榜上大學時父親就去世了，他眼里的李振聲“亦師亦父”。時至今日，他依然記得李振聲時常對他說的話：“做人要有自信，‘人不自信，誰人信之’；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做科研要有自己的‘金剛鉆’，干任何一項工作都要有不可替代性。”
“對于指導學生，李先生更多是從大方向上把關。”陳化榜說，其中的一個指導原則就是“科研創新要接地氣，要跟著國家的需求選擇自己要做的事情”。
實際上，這也是李振聲一生科研的寫照。陳化榜記得，1992年，年過六旬的李振聲卸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后，在北京昌平平西府建立了一個新的育種基地，沒有衛生間、沒有圍墻，連路都不通，他就戴個草帽、帶上飯盒，在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就在這個基地，李振聲開創了小麥磷、氮營養高效利用的育種新方向，發現了一批“磷高效”和“氮高效”小麥種質資源，推動了我國農業持續發展，成為“第二次綠色革命”育種的開端。
75歲之后，李振聲在給自己晚年確立的3個任務中，把繼續著力培養青年一代放在首位。然而，在此過程中，他看到組內很多研究人員側重于基因功能克隆和分子機理研究，忙著發文章。為此，他提出重啟小麥遠緣雜交，并布局了兩個接地氣的著力點——規模化創制優異種質資源小偃麥種質庫和選育支撐飼料糧安全的耐鹽堿偃麥草品系，從而讓青年科學家“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鄭琪是小偃麥種質庫的踐行者。李振聲提出創制1000份獨立、穩定的小偃麥新種質的目標，她帶領學生已完成了800多份。
作為李振聲的博士生，鄭琪對李振聲“潤物無聲”的育人方式深有感觸。她記得，一次在育種基地，李振聲指著兩株相鄰的麥子問她：“你覺得這兩株哪個好？”
一路研究分子生物學、沒有農學經驗的鄭琪遲疑了。
李振聲道：“這兩株的穗子都差不多大，但這一株的葉子多，它產生同等的糧食需要消耗更多資源。”
后來，鄭琪才知道，老師的話中滲透了育種中經濟系數的概念，其中籽粒產量與生物量的比值，即收獲指數，是重要的育種參考指標。
作為一名育種出身的科學家，對于試驗田的指導，李振聲事必躬親。每年入冬前，他都要帶學生去田里看小麥的苗期繁茂性，早春去調查小麥的抗寒性，五六月在田里指導選種。“哪一塊地有好材料，他都記得很清楚，要求學生也盡量做到這一點。”鄭琪說。
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宏偉則是耐鹽堿偃麥草品系的踐行者。和很多“李門師兄弟”一樣，他眼里的李振聲是一位永遠追趕時代潮流的“時髦”科學家，他40歲學英語、50歲學電腦、80多歲學用微信交流，樣樣不落。90歲后，他不能親自到田間地頭去，就用微信了解“濱海草帶”等工作的落地情況。
“有時，他一天會發幾十條微信詢問我在東營的工作。”李宏偉笑言，“我們工作進行到什么程度、遇到了哪些難題，他都十分掛心。”
“濱海草帶”項目啟動之初資金缺乏，李振聲拿出20余萬元獎金支持團隊購置拖拉機、收割機等農機和農具；偃麥草種子過輕，不易機器播種，他就在家用面粉把偃麥草種子包裹成“像小藥丸一樣的丸粒”，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他還像過去在家中陽臺上種小麥一樣，種了一盆盆偃麥草。
盡管思想很“新潮”，李振聲的生活卻十分簡單質樸。除了讀書、看報，他最大的愛好就是寫書法、畫國畫。他對名利十分淡泊。在小麥遠緣雜交選育成功后，陜西省委多次請李振聲出任陜西省副省長，他毫不猶豫地推辭了。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后，他認為榮譽首先應該歸集體，他把獎金全都捐給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作為學生的“助學基金”。晚年，一些課題組聘請他做顧問，給他發工資時，他都謝絕了。他覺得“不愁吃、不愁喝，夠花就可以了”。
無論是忍饑挨餓的少年，還是后來“不愁吃喝”的農業科學家，對于糧食，李振聲一如既往地珍愛與敬畏，他從不浪費一點糧食。中午在實驗室開完組會，訂飯時他就只點一碗牛肉面，因為“多了吃不了”。在北京昌平育種基地農場的食堂吃飯時，如果覺得飯自己吃不完，李振聲會先讓學生撥走一些再吃，他的餐盤里從不剩一粒米。
翻看李振聲的照片，但凡笑得燦爛的，大多是在麥田里拍攝的。那金色的麥田和飽滿的麥穗，讓他無比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