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晉院士何舜平：這個計劃事關全球10000種魚

　　11月21日，上午9點多鐘，位于武漢東湖之畔的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水生所）內，一場博士論文答辯正在進行。62歲的何舜平坐在評委席上，專注地聽著學生的匯報。

　　這時，他的手機屏幕亮起，一條簡短的訊息映入眼簾——恭喜你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我沒想到這么幸運真的被選上啦，”幾天后，在他那間堆滿書籍和文獻資料的辦公室里，何舜平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我只是在認真做我該做的事，并沒有抱太大希望。”

　　從1985年考入水生所攻讀研究生，到2025年當選院士，四十年的時間，他只專注于一件事：研究魚。

中國科學院院士、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何舜平

　　四十年

　　何舜平出生于四川瀘州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他在瀘州度過了少年時光。

　　1979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三年，他順利考入大學。不過，他最初報考的是西南師范學院（現西南大學）物理系，卻意外被調劑到了生物系。

　　1983年大學畢業后，何舜平被分配回到瀘州，在長江挖掘機廠子弟校擔任生物教師。工作兩年后，他順利考取了水生所的研究生，從此開啟了長達四十年與“魚”打交道的科研生涯。

　　初入水生所，何舜平便被這里濃厚的學術氛圍所震撼。

　　“我一來就在標本館工作，周圍全是院士和頂尖專家——伍獻文、劉建康、曹文宣、陳宜瑜……這些名字幾乎構起了中國魚類學的脊梁。”他感到“鉆進了巨人們的魚簍里”。

　　那個時期的何舜平有了清晰的使命感：“解放前，中國的魚類命名和標本收集大多是由外國人完成的。是伍獻文院士這一代人，開始重新考察、整理、命名中國的魚類。他們創立的魚類學研究組，是中國魚類學的發源地。”

　　在水生所的標本館里，何舜平從最基礎的魚類分類學做起，辨認標本、繪制形態圖、整理文獻資料。他說，分類學看似“初級”，卻是生物學的核心基礎，沒有分類學，就沒有后續的系統發育、進化生物學研究。

　　在水生所他一干就是四十年，因為這里“做的是投資型工作，不講短期效益，講的是長期積累”。

　　1990年代初，何舜平專注于魚類骨骼形態研究，練就了一手精美的解剖圖繪制技藝。

　　1994年，當他準備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打算繼續深入研究骨骼學時，時任中國科學院院士、水生所所長的陳宜瑜對他說了一番話：“如果繼續做骨骼學，你超不過我，也超不過陳湘粦。你超不過我們，有什么用？不如另起爐灶。”

　　這番話如同一記重錘，讓何舜平深受震撼。幾經思量后，他決定在前輩科學家的指導下，轉向當時還十分前沿的分子生物學領域，將基金課題方向改為“使用隨機引物多態性技術對鯉科魚類系統分類進行重新整理”。

　　轉向新研究，實驗室條件十分有限。陳宜瑜作為所長，從所里撥出1萬元，又請當時的室主任曹文宣也支持1萬元。就用這2萬塊錢，他們建起了一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買了電泳儀，添置了些試劑，就這樣開始了。

　　這場實驗室里的“革命”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分子數據徹底顛覆了基于形態的傳統鯉科魚類分類系統。這一重要發現最終獲得2020年湖北省自然科學一等獎，并一度進入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的最后答辯環節。

　　1993年，在陳宜瑜的推薦下，何舜平遠赴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普通及應用魚類學實驗室做訪問學者，然后注冊攻讀博士學位。

　　令他意外的是，他答辯的實驗室，正是60年前伍獻文（中國科學院院士、水生所老所長）答辯的地方。“我去的時候，還有一位90多歲的老先生見過伍老。”何舜平說，“在那里我仿佛感受到了前輩的氣息。那時我才真正明白陳宜瑜先生送我去法國深造的深意。”

　　旅法期間，何舜平發現，法國博物館收藏了大量中國魚類的模式標本，這些標本大多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外國傳教士、探險家采集的，“看著那些標注著外國學者名字的標本，我更堅定了要讓中國魚類學走向世界的決心”。

　　1997年，何舜平順利通過博士答辯，帶著滿滿的收獲回到水生所。這次留學經歷，不僅讓他掌握了前沿的研究技術，更讓他深刻體會到學術傳承的力量。

　　“伍獻文院士60年前在巴黎求學，60年后我踏著他的足跡前行，中國科學家在同一個地方追求著同一個夢想，這是一種使命的傳遞。”他說。

　　大計劃

　　2020年，何舜平發起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萬種魚類基因組計劃（Fish10K）”，旨在對全球三分之一的魚類——約1萬種左右，進行基因組測序，構建開放共享的魚類基因組數據庫。

　　“全世界有3萬多種魚類，如果我們能對其中1萬種進行測序，就能覆蓋所有的目和大部分科屬種。這樣一來，以后研究魚類的學者就不用再重復進行采集和測序工作，直接上網查詢就可以了。”何舜平說，這個計劃的靈感，來自于他對深淵魚類的研究。“在研究深淵魚的時候，我發現很多魚類的基因組數據是空白的，這嚴重影響了研究的深入。”

　　實施一個如此宏大的計劃，難度可想而知。“首先是樣本采集，要找到1萬種魚，覆蓋全球所有的魚類目級類群，這需要大量的野外工作和國際合作。”何舜平介紹，他們不僅要采集國內的魚類樣本，還要與國外的科研機構合作，采集國外的特有魚類。

　　其次是技術挑戰。“基因組測序的工作量非常大，計算量也很大，需要大量的CPU資源和存儲空間。”何舜平介紹，他們與華大海洋團隊合作，動用了大量的科研力量和技術設備，“光是拼接基因組，就花了很多時間和大量電費”。

　　資金也是一個難題。這個計劃沒有專門的經費支持，必須到處籌措資金。

　　2025年11月6日，The Innovation期刊發布了他們的首期研究成果。研究團隊通過從頭測序并整合分析464種真骨魚類全基因組，構建了迄今為止覆蓋度最全的魚類基因組圖譜，為解析魚類演化歷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辨率。

　　團隊成功完成了110個新魚類物種的高質量基因組組裝，首次補齊了3個長期缺失魚類基因組數據的目級分類單元，并整合已有基因組，建立了覆蓋真骨魚類全部44個目、總計464個物種的全基因組比對矩陣。

　　這項資源不僅在數量上超越以往魚類基因組學研究，更在解析精度上與哺乳類和鳥類的大規模基因組計劃相媲美，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度最完整的魚類基因組資源。

　　探索家

　　2015年，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成立，何舜平受邀參與深淵魚類研究。

　　2017年，探索一號科考船在7000多米深的馬里亞納海溝成功捕獲了深淵獅子魚，科考船還未靠岸，珍貴的魚樣就已經送到了他的實驗室。

　　“我捧著這條魚，反復研究和思考。”一周后，他設計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案，從形態學到基因組學對它進行了全面研究。結果令人震驚：為了適應深海極端高壓環境，這種魚的頭骨幾乎完全退化，身體變得柔軟如膠。

　　“它沒有剛性空腔，壓力可以通過液體均勻傳遞到全身。”何舜平解釋道，“這就像精密儀器里注滿油來平衡壓力一樣。”研究團隊發現了一個關鍵基因突變，導致魚的骨骼發育不全，變成了軟骨頭。

　　“這項工作，我們從零做到十，現在在深淵魚的研究領域沒有第二名。”他介紹，“在全世界的深淵魚類研究中，中國科學家處于領先地位。”

　　2024年他們把相關論文投稿到國際頂尖學術期刊，從投稿到接收僅用了53天。“所有評審意見都是正向的，評價是‘太不可思議了’！”

　　這項研究不僅揭示了深淵魚類適應極端環境的機制，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研究深海生物的完整方法和技術體系。“我們使用的是最先進的研究手段，幾乎找不到瑕疵。”何舜平說。

　　事實上，這種對極致的追求，何舜平堅持了很多年。

　　在何舜平的辦公室里，至今還珍藏著一套《中國淡水魚類原色圖集》。該書第三冊中的照片都是他和同事當年用膠卷相機拍攝的。為了拍攝到清晰的照片，何舜平和同事們背著漁網、魚簍、相機和福爾馬林，走遍了新疆、云南和東北三省的主要水域。

　　“那時候我們用農業部提供的哈蘇膠卷相機，要拍活魚的原色照片，難度很大。”他一邊翻看圖集，一邊回憶，“我們要在野外找到活魚，然后在魚缸清澈的水中拍攝，還要保證魚的形態自然。”當時的相機很重，膠卷也很珍貴，每一張照片都要反復調整角度和光線。

　　野外工作的艱辛遠超想象。他幽默地形容當時的自己：“遠看像逃難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一看才知道是中國科學院的。”

　　有次在昆明機場，他背著鐵桶、頭發凌亂、衣衫不整，正好被中國科學院的一位領導撞見。“對方問：‘你是干什么的？’我說，我是水生所的，出來采樣的。后來那位領導同別人講：‘何舜平那樣子真像逃難的。’”

　　在新疆布爾津，何舜平經歷了終生難忘的大風。“那風太大了，部隊的212吉普車都被吹翻到溝里了。”當時，他和同事坐在車里，看著外面漫天黃沙，根本不敢下車。“我們本來想下去幫解放軍推車子，結果一開門，風就把車門差點吹掉，根本站不穩。”

　　他說，比起曹文宣院士多次進青藏高原九死一生的經歷，自己這點苦，算不了什么。

　　如今，水生所的標本館里，收藏著多達40萬號魚類標本，其中包括何舜平和團隊成員冒著危險采集回來的。

　　傳承者

　　何舜平所在的實驗室有著清晰的學術傳承譜系：從伍獻文到陳宜瑜和曹文宣，然后是他，現在又傳承到他的學生。

　　在培養學生方面，何舜平最看重的是“能不能吃苦”。“到中國科學院來不是享受的，不是來找個好工作、過安逸日子的，而是要為國家做大事。”他曾直言不諱地告訴報考者，“干大事不能甘于平庸。如果不準備玩命干，就不要來這里。”

　　他的人生信條是：“做最平常人，干天大事”。“過著平常人的生活，研究五億年來魚類的演化歷程——這確實是天大的事！”他自我調侃道。

　　當選院士后，很多人表達祝賀。對于這件事，他有清醒的判斷：“一個科學家，昨天不是院士，今天當選了院士，難道說他今天的研究水平就一定比昨天高嗎？”他告訴記者：“做出什么樣的科研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讓我們再回到他倡導的“萬種魚類基因組計劃（Fish10K）”。目前，這個宏大的計劃正在持續推進，深淵魚類研究還有很多謎團等待解開，魚類進化生物學領域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探索。

　　“科學研究就像釀酒，需要足夠的時間去沉淀。”站在他位于水生所辦公室的窗前，望著窗外的景，何舜平意味深長地表示：“我們這壇科學之酒，還要耐心地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