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獲“影響世界華人大獎”提名

　　一項“有望拿下諾貝爾獎”的科研發現

　　身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施一公的歸國被看作是中國新一代海歸科學家的杰出典范。回國后，他為改善中國學術風氣與科研環境做出了巨大努力，同時在科學探索之路上繼續碩果累累，2015年，他率領團隊解析了超高分辨率的剪接體三維結構，被業界稱為近30年來中國在基礎生命科學領域對世界科學做出的最大貢獻。因在生命科學領域作出的卓越貢獻。

　　剪接體，是人類細胞中必不可少的“分子機器”之一，但人類對其工作機理的了解，一直缺乏結構生物學的證據。北京時間2015年8月21日，施一公教授帶領的研究組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連續在線發表兩篇研究“剪接體”的論文，并首次報道了分辨率高達3.6埃的“剪接體”分子結構。這項成果不僅標志著人類對生命過程和本質的理解又向前邁進了關鍵一步，也標志著困擾國際生命科學界二十幾年的分子生物學“中心法則”中的一個關鍵步驟、一直以來充滿神秘感的剪接體的三維結構終被揭示。

　　“中心法則”是描述基因表達細胞最基礎也是最核心的生命活動的一套規律，于1956年由英國生物學家克里克首先提出。在所有真核細胞中，基因表達分轉錄、剪接、翻譯三步進行，分別由RNA聚合酶、剪接體和核糖體執行。多個諾貝爾獎圍繞此過程的研究產生，其中，第一步與第三步中的RNA聚合酶及核糖體的結構解析已分別獲得2006年和200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第二步關鍵步驟，即實現從前體信使RNA到成熟的信使RNA轉變的剪接過程中，剪接體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剪接體到底長什么樣，是迄今為止國際生命科學領域最受矚目的課題之一。但是，由于剪接體是一個巨大而復雜的動態分子機器，其結構解析難度被普遍認為高于RNA聚合酶和核糖體，因此也被認為是結構生物學的難題之一。

　　對人類而言，剪接體的研究至關重要，因為許多疾病都是由于基因的剪接差錯，人類35%的遺傳紊亂是由于基因突變導致單個基因的可變剪接引起的。比如，單個剪接位點的增加或缺失可能引起α-或β-地中海貧血癥；可變剪接平衡紊亂導致的某些外顯子不正常表達可能導致額顳骨癡呆癥。一些癌癥也與剪接因子的錯誤調控有關。因此，長久以來，剪接體的結構解析被認為是最值得期待的結構生物學研究之一。

　　施一公團隊的成果，不僅初步解答了基礎生命科學領域長期以來備受關注的核心問題，也為進一步揭示與剪接體相關疾病的發病機理提供了堅實基礎。他們對剪接體的捕獲，是人類第一次在近原子分辨率上看到剪接體的細節，并闡述剪接反應進行的分子機制。這項重大發現，得到了世界同行的高度評價，不少專家認為它是近年來在生命科學領域，中國最好的科研成果之一，甚至斷言“有望拿下諾貝爾獎”。

　　“風一樣的男神”

　　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院長的施一公，在中國乃至世界科學界，一直是個“明星人物”。他在201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還是美國科學院、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

　　2008年，作為普林斯頓大學生物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施一公拒絕了1000萬美元的科研經費資助，全職回到中國，擔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紐約時報》曾在名為《逆勢而上——中國吸引海外科學家歸國》的報道中開篇就用施一公作為例子。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教授羅伯特·奧斯汀則表示：“他是我們的明星，我覺得他完全瘋了。”

　　很多人記住施一公，還因為一場爭論。2011年，施一公與同為海歸的北大教授饒毅一起進入到了中科院院士有效增選名單中，但在隨后公布的第一輪初步候選人里，饒毅被拿下，而最終的新晉院士名單上，也沒有出現施一公的名字。當年在各方矚目下高調回國的施、饒二人，在院士評選中的遭遇令許多人感到意外。施一公拒絕了蜂擁而來的記者。時隔許久，他在一次公開場合表示：“在我回國的目標中，從來沒有當院士一條。我覺得一個學者如果把當院士作為終極目標，未免太狹隘了。”直到2013年12月低調當選中科院院士后，他仍然表示，在眾多頭銜中，他最看重的是“清華教授”這一身份，最喜歡別人喊他“老師”，而不是什么院士、什么“長”。

　　在清華，施一公被封為“風一樣的男神”——說話快，走路快，總是一副風風火火的樣子。這不僅因為他是個急性子，更是為了省時間——他每年要給清華的本科生上滿100節課時，還需要完成一名科學家的本職工作：做科研、寫論文。

　　“今年我發表的所有論文，每一個字都是我寫的。”施一公帶著一絲自豪說。剛回國那幾年是最忙的時候，他堅持擠出一半的時間給科研。為此他還“發明”了一個辦法：提前兩周安排工作，把50%的科研時間“固定”下來；其余的事情，按照與科研、教學的相關性排序，凡是“別人去和我去效果差不多的”，就堅決推掉。“總之，50%時間做科研的底線不能突破。”為了把更多時間放在科研和教學上，他外出開會基本不吃飯，開完會就走人；客人來訪，到了飯點就叫個20塊錢的盒飯，在辦公室吃工作餐。近兩年，隨著各項工作步入正軌，他用于科研的時間多了一些，“應該能達到60%”。

　　但時間還是不夠用。如今，他平均每天的睡眠不足6小時。為保證充沛的精力，他長期堅持跑步。如今，只要北京的PM2.5在200以下，他就去校園里跑步，最少也要跑5公里。他覺得自己的活法兒不具可借鑒性。“很多人如果按照我的強度來工作，恐怕估計三天也堅持不下來。”

　　在長期的“瘋狂模式”下，從2009年至今，施一公已在《細胞》《自然》《科學》這世界三大頂級刊物(簡稱CNS)上發表論文十多篇。他在多個生物學領域的新發現，為開發新型抗癌和預防老年癡呆的藥物提供了重要線索。2014年3月，憑借“運用X-射線晶體學手段在細胞凋亡研究領域做出的開拓性貢獻”，施一公榮獲瑞典皇家學院頒發的愛明諾夫獎，這是該獎自1979年設立以來第一次頒給中國科學家。

　　然而，在施一公的心中，歸國不僅是為了做學問，更是為了帶來改變。2008年，他參加了在中南海召開的關于創新創業人才問題研討會并發言。會后，經過4周醞釀，他與北大的饒毅、陳十一向中組部提交了一個關于引進高水平人才、實施新時期人才布局的建議。隨后，中國正式開始實施迄今為止最高級別的大規模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施一公是以“千人計劃”第一批入選者的身份被引進回來的，實際上他也是這項計劃的倡議者。2014年，他出任清華校長助理，并掛職北京市衛計委副主任。2015年，他又出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分管國際合作，發揮他比較了解國際一流大學的特點，服務于清華，讓母校變得更好。

　　有人曾總結，施一公的人生軌跡，至今已經顛覆了學術界的“六大傳說”：誰說讀博毀一生？誰說學霸少努力？誰說綠卡是夢想？誰說尖子都書呆？誰說國內難科研？其實，在施一公心里，最希望顛覆的并不是這些，“現在是中國科技發展的最佳時機，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就是國際環境，沒有什么大的變動；地利，就是國家的財力；人和，就是老百姓和領導人對發展科技的期盼與呼聲。如果只是做學問的話，我肯定不會回來。我回來，就是要改變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