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讓更多世界級成果出現在我們的實驗室

身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西湖大學校長和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的日程表總是排得滿滿當當。幾次改約后，記者終于見到了他。地點是在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里，這也是他的更衣間、休息室。在這里，成堆的專業書籍摞在一起，衣架上掛著不同場合需要的服裝，方便他隨時換裝奔向下一個會場。采訪開始前的幾分鐘，施一公仍在回復郵件，助手則略帶歉意地提醒記者一定要控制好采訪時長，因為“施老師稍后還有學術會議”。

充分、高效地安排每一分鐘，這是貫穿施一公數十年科研生涯的習慣。這份堅持和努力，讓他帶領團隊一次次在世界級科研難題的比拼中搶先“撞線”，也讓他收獲了2020年度陳嘉庚生命科學獎的榮譽。這既是國家對重大原創性科學技術成果的充分重視，也是對他歸國以來科研成果的重要認可。

“2008年回國后，我的壓力來自如何證明自己、如何突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術成果。應對這種壓力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選擇課題，一定要選擇比在普林斯頓大學意義更加深遠、真正在結構生物學甚至整個生命科學領域舉足輕重的課題來攻關。”施一公當初錨定的三個課題方向中，此次獲得陳嘉庚科學獎的“剪接體的結構與分子機理研究”正是其中之一，是他“當時根本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成果來”的堅持，也是他“從小到大最為之興奮”的突破。

科研路上，施一公一路奔跑，但在剛剛過去的2020年里，他發表文章的數量卻創了1995年以來的“歷史新低”。擔任西湖大學校長的這兩年，待在實驗室里的時間少了，他更多地開始思考如何領跑、陪跑，讓更多的世界級科研成果出現在中國科學家的實驗室里。

“我總是在想，35歲的施一公和53歲的施一公有什么區別？”初夏的陽光打在臉上，施一公對記者講述著他心中翻騰交織的從容與緊迫：“35歲是我在普林斯頓獲得終身教職的年紀。和當年的施一公相比，我的反應速度、語言組織能力甚至演講能力都大不如前。但年齡增長帶來的也有優勢，那就是積累多了，我更加自信、也更有經驗，知道科研在哪些方面更容易突破。現在我已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每一天都充滿了危機感，希望自己能多做一點、再向前一步。”

他深知創新對一個國家意味著什么。在強烈的緊迫感驅使下，施一公把自己科研生涯多年積累的優勢，轉化為人生下半程不斷前行的動力。

“西湖大學的定位在于小而精、高起點、研究型。”施一公如此描述自己為之奮斗的事業：“一是我們希望為國家探索新型大學治理制度，立足中國大地、符合中國國情，又符合國際化辦學規律、符合科技發展規律；二是我們希望在大學里探索一套適合中國國情，又鼓勵創新的科技評價標準；三是我們希望培養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拔尖創新人才。”

他看重科研的取向與眼界。面對每一位新入職的科學家，他總是說，不需要有發文章的壓力。因為辦西湖大學不是為國家再增添幾百篇論文，把影響因子再往上沖一沖。“At Westlake University, only the sky is our limit!”（在西湖大學，科技創新一切皆有可能），他在給每位受邀者的郵件中如此寫到，期望他們能在這里做一些有意義的、“如果缺了，你的領域會有一個缺口，不能自圓其說”的工作，“要努力做各個科研領域的引領者、而不是跟隨者”。

“思考全面、高效率、注重科研細節——他總是能敏銳地看到學生存在的問題，卻特別講究方式方法，從沒跟學生說過重話。”跟隨施一公求學七年，從青年學生到入選“未來女科學家計劃”，西湖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西湖學者萬蕊雪表示自己學到太多，“但最讓我敬佩的還是他的科研熱情，永遠都那么飽滿。”

采訪快要結束時，他再次對記者表述這份始終如一的初心，“我是一個科學家，這是我最根本的屬性。獨立科研生涯已經將近23年，我總是在跟自己的過去比，總是希望超越自己。我想這是所有真正科學家的共同特點——突破自己過去最高的成就、最大的研究成果、最享受的一次發現。我期待，也相信自己能走得更遠、做得更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