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能源政策靈活應變是關鍵

　　日本的能源政策一直都對本國經濟產生著很大影響，自2011年福島核電危機大爆發以來，日本國內圍繞電力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如今，日本國內針對核電政策出現了贊成派和反對派兩種聲音。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可以從不同角度出發，但是我們更加需要一個理性的態度去面對日本核電的發展。

　　早在明治時期，日本為了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向西方吸取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然而，科學是一把雙刃劍，日本在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成果時，卻忽略了它同樣會制造災難。

　　日本的核電發展之路歷經波折。二戰結束伊始，作為“戰敗國”，聯合國全面禁止日本涉足核技術研發。然而到了1953年4月，隨著《舊金山合約》生效，日本研究核技術的禁令被解除了。這成為日本核電發展的起點。1954年3月，中曾根康弘等四位議員向國會提出“原子力研發預算案”獲通過。1955年12月，日本《原子力基本法》出臺，從法律上為日本發展核電鋪平了道路

　　日本的核電發展遵循所謂“國策民營”的二元體制，即政府規劃，民間電力公司運營。在自民黨一黨執政比較穩定的情況下，通產省(現經濟產業省)官僚力主發展核電;而取得巨大收益的民營核電產業，又以政治獻金等形式“反哺”了力挺核電的政客和官僚。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在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事故應對上的種種失策、混亂，正是這種“國策民營”的二元體制惹的禍。

　　福島第一核電站是日本最年久的核電站之一，自1970年啟用以來，一直沿用著美國60年代的技術。設備和技術都已經落后于時代。事實表明，如果日本在早期及時更新技術的話，也就不會遭遇那場悲劇。

　　此外，日本與核電相關的行政部門，如核安全委員會、內閣府的原子能委員會和文部科學省等部門，在核電安全和核燃料回收等工作中出現了分工不明確的現象，重啟核電，需要相關政府部門行之有效的合作和配合。

　　福島核泄露事故發生后，整個世界談“核”色變。日本相繼關閉了54座核反應堆，德國也掀起了“反核運動”的高峰，并提出于2022年實現“零核電”的目標。由于地理位置毗鄰法國，德國希望同法國進行電力交易以彌補可能出現的供電缺口。此外，德國還計劃在撒哈拉沙漠地區建造大型的太陽能發電廠。然而，即使德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較好，完全脫離核電依然任重而道遠。相比之下，日本更是舉步維艱。“零核電”計劃在日本僅維持了兩個月就因為電力供應緊張而被取消。

　　福島核電危機爆發前，日本政府曾為2030年的核電比例發展目標設定了三個方案：0%、15%或者20～25%。日本政府對核電所占比率的提前預計是“事前調整”型社會的典型案例，日本人謹小慎微的性格使得能源政策缺乏靈活可變性，并趨向于僵硬化，這不利于國家的安全發展。

　　現階段，日本大規模開發可再生能源是不可能的。太陽能和風能都受天氣因素的影響，具有不穩定性。而且，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會引起電價上升、電力成本提高等一系列問題。針對日本當前的能源架構，需要從現實出發，首先在保留核電的前提下作出細節性的調整，同時邊走邊看，尋找更適合日本國情的能源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