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浙江高考事故

　　近日，浙江高考英語科目加權賦分一事塵埃落定，受到影響的考生恢復原始得分，省教育廳、考試院的相關負責人受到相應處罰及進一步調查。從行政來說，這起近年來少有的涉及高考的嚴重事件基本畫上了句號，但它帶給我們的反思卻并沒有結束。

　　對于大多數國人來說，當下有三個切膚之痛的話題：教育、醫療和退休養老。如果說醫療、退休養老問題主要關乎具體的群體，那么教育問題則是中青年人的集體焦慮。高考是孩子人生中決定命運的關鍵一步，在高考過程中出現“重大責任事故”，其引發的社會響應必然強烈。浙江省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迅速做出處理決定，不僅化解了危機，也贏得了公眾的信任。

　　然而，如果我們總是在危機出現之后再來處理危機，就永遠處于被動地位。尋找危機產生的原因，才能從根源上徹底解決問題。此次事故的根源在哪里呢？從浙江省委公布的調查結果得知，省教育考試院有關負責人不顧多人反對違規通過加權賦分的決定，無疑是此次事故發生的重要原因。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比較起來，各行各業在這40年的改革進程中，都作出了艱難探索、取得了顯著成就。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務院改革下放了一大批審批權力，推進“放管服”改革可謂力度空前。但是就教育行政部門來說，似乎改革力度與社會公眾的期待仍有差距，改革舉措與社會發展之所需并不匹配。

　　如果說，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簡政放權，那么教育行政部門至今的改革則恰恰相反：其實際權力和聚集的資源不僅沒有“放”，反而收得更緊、更加集中了。

　　無論是把高考改成一次或數次，無論是如何進行評分，這些改革并沒有觸及教育行政體系的固有結構和運轉模式，這從此次浙江高考事件中教育部門負責人的“專擅之過”就可以看出。此外，教育行政系統人員、機構、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一直為社會各界所關注，對此進行深化改革的呼聲始終存在。

　　眾所周知，在高考分數上動腦筋無異于“太歲頭上動土”，因為事關重大且存在巨大的風險。如果沒有科學的論證、嚴格的程序和相關法規的支持，一般人是不敢輕易決斷的。然而浙江教育部門負責人卻選擇“一意孤行”，最終不僅損害了高考的公平性、動搖了社會公正原則，還引發了社會危機，斷送了自己的仕途。

　　通常而言，但凡拍腦袋做出的決策，往往很快會遭遇現實的反擊，有時候甚至是無情的“報復”。浙江高考事件既是拍腦袋決策釀下的苦果，又與當下教育行政的特殊性有關。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都會制定不同的遠景規劃和近期目標，形成具體的工作任務和責任指標。相比之下，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很難做出具體的發展規劃。即使是學齡兒童入學率和畢業生就業率這些數據，也多與政府扶貧、企業經濟等領域相關，不是教育部門單獨的職責。

　　而高等教育的一些目標，也具有模糊性甚至抽象性。例如中國大學要達到世界一流的說法，既沒有具體的指標，也缺乏明確的責任主體。教育行政部門很難用數據展示它們的工作，只能在“設計”改革方案上下功夫。一方面缺乏硬性的任務和責任約束，一方面是政績考核的內在驅動，讓教育行政系統容易形成拍腦袋辦事情的習慣。尤其是教育部門設計的一些“改革”方案，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不會像經濟部門那樣立即產生社會效應。

　　可以說，在目前中國的行政管理體系中，教育系統的風險意識是相對淡薄的。這次浙江高考事件中暴露出來的教育行政主管“不可理喻”的行為，似乎就是一個證明。

　　中國教育依然面臨諸多難題，教育改革的深水區也充滿了風險與挑戰。在現代文明社會中，教育是根本之根本；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中，教育則是基礎中的基礎。同時，教育又相當于是社會生活的上游，上游不靖，則下游難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