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國院士：“水稻候鳥”情系農民

　　秋風乍起，他奔赴廣西南寧；寒冬來臨，他又轉戰五指山下的海南;次年春天，他才揣著希望的種子返回湖北。

　　今年7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頂著酷暑深入武漢大學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鄂州實驗基地考察。

　　在一片片綠油油的稻田前，習近平先后察看了珞優8號、珞優10號、兩優234等品種，并走上田埂，在稻田里拔起禾苗察看分蘗情況。

　　“什么時候能夠收割？耕作的機械化程度怎么樣？農民是不是喜歡用秧盤？”

　　面對習近平的關切詢問，一名頭發花白的老科學家一一應答。

　　臨別前，習近平握著這位科學家的手說：“您辛苦了。感謝你們作出的貢獻，希望繼續努力。科技興農，糧食安全要靠自己。”

　　這位科學家便是著名的植物遺傳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武漢大學教授朱英國。

　　三座大山

　　1959年夏天，從湖北羅田山里到團風碼頭的山路上，一老一少父子倆挑著簡單的行李行走如飛。在步行了九十多公里后，父子兩人登上了開往武漢的輪船。

　　這對父子，正是朱英國和他的父親，那時的朱英國才20歲。

　　這是朱英國第一次走出大別山，他的目的地是珞珈山。

　　高考前夕，朱英國靜靜地站在羅田一中的后山頂上，遙望江南，仰望星空，默默地許下一個心愿——考進武大。能進入武漢大學深造，是青年時期朱英國的唯一夢想。

　　夢想遙不可及，甚至于非常模糊。當時的朱英國只是聽說武大是一所名校，但壓根就不知道武漢在哪里。

　　“為此，我連填了3個武漢大學生物學的志愿。理由很簡單，就是想當一名農業科學家，讓家鄉的親人和自己遠離貧困和饑餓。”

　　1959年，朱英國如愿考上了武漢大學，第一次走進珞珈山。

　　在武大，朱英國夢想的種子開始生根、萌芽。

　　“學生時代，我聆聽過高尚蔭、孫祥鐘等老師的講座和講課，他們的科學精神一直激勵著我。”回憶起學生時代，朱英國總是滿懷憧憬。

　　1964年，朱英國參加了汪向明教授領導的水稻生育期遺傳教育部重點科研組，開始水稻遺傳研究。

　　這次初試水稻研究工作，也開啟了朱英國長達半個世紀的研究生涯。

　　秋風乍起，朱英國奔赴廣西南寧；寒冬來臨，他又轉戰五指山下的海南;次年春天，他才揣著希望的種子返回湖北。

　　就這樣，從1972年起，朱英國便開始了“水稻候鳥”的生涯，追逐田野的春天。

　　在回憶五十多年的學習、工作歷程時，朱英國對他越過的“三座大山”充滿著感情：“屈指一算，從大別山走進珞珈山，再從珞珈山走向五指山，我用了54年的時光。感謝生命中的這‘三座大山’，承載并成就了我年輕時的夢想。”

　　楚國種，天下用

　　誰來養活中國人？上世紀后半期，西方曾有人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雜交水稻在中國普及了，中國響亮地告訴世界：我們不僅養活了自己，還為世界作出了貢獻。這嘹亮的呼喊中，也有朱英國的聲音。

　　從1972年起，朱英國和武漢大學生科院科研人員嘗試利用海南紅芒野生稻與蓮塘早稻培育出中國新的細胞質類型——“紅蓮型”不育系，這項成果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新稻種與袁隆平的野敗型和日本的包臺型，被國際公認為三大細胞質雄性不育類型。而且，只有“野敗型”和“紅蓮型”在生產中大面積推廣種植，被冠以“東方魔稻”的美稱。

　　夢想沒有停止，科研仍在進行。

　　在研究水稻雄性不育與雜交水稻的過程中，朱英國提出從農家品種中發現新的不育種質資源的設想。經過多年大海撈針似的尋找，朱英國終于在1984年3月發現了農家品種馬尾粘中的一棵不育株。

　　經過三年反復的雜交試驗，馬尾粘細胞質雄性不育系終于成功培育出來了，它就是“馬協A”。

　　“馬協A”的問世，拓寬了當時雜交育種的理論視野。

　　在雄性不育和雜種優勢的基礎研究中，朱英國將遺傳學、細胞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相結合，利用分子標記、差異顯示、圖位克隆等技術研究水稻細胞質雄性不育的分子機理，揭示了“紅蓮型”雄性不育由兩對獨立的恢復基因所控制，其中之一已經被圖位克隆，另一個也已被精密定位。

　　憑借“紅蓮型”和“馬協型”兩項不育系科研成果，朱英國先后榮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2002年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和湖北省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一個品種可以造福一個民族。”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朱英國說。

　　50多年來，朱英國抱定對“種子效應”的信念，率領研究團隊不斷進行水稻育種材料源頭創新，培育和選用雜交水稻新品種，成功地選育出優質的紅蓮型不育系珞紅3A和紅蓮型雜交稻組合紅蓮優6號、珞優8號和粵優9號等優質組合。

　　朱英國告訴記者，目前，紅蓮型雜交稻累計推廣已經超過了1億畝，湖北省農業廳已將珞優8號列入全省水稻主推新品種，還在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西等地推廣種植，紅蓮型雜交稻成功走向全國。

　　紅蓮型雜交稻正進入國際市場。在菲律賓、越南、斯里蘭卡、孟加拉國、莫桑比克等國試種中，紅蓮型雜交稻比當地品種增產20%至50%。

　　“楚國種，天下用”的夢想正在一步步變為現實。

　　與蚊蟲為伴

　　水稻研究既是一種艱苦的腦力勞動，又是一種繁重的體力勞動。對于從農村里走出來的朱英國來說，在實現夢想的宏偉目標面前，一切艱難困苦都算不了什么。

　　從1972年起，朱英國每年都要南下海南島，開展課題研究。五十多年來，朱英國一直像農民那樣堅持到田間第一線。

　　他和同事們通常住在當地農民家里，連電燈都沒有。

　　科研小組不僅要在實驗田里忙，還要自己砍柴做飯。由于他們的供應關系不在當地，在購物受到計劃限制的年代，糧油等許多必需品無法買到，至于豬肉更是難得吃到一次。

　　除了生活條件的艱苦，他們還遭受著蚊蟲毒蛇的威脅。當地農民有句順口溜：“海南有三怪：三個蚊子一盤菜，三個老鼠一麻袋，螞蟥當腰帶。”朱英國工作環境的艱苦可見一斑。

　　“為了呵護精心培育出的禾苗，我們時常要與毒蛇、田鼠激戰，與疾病、寂寞抗爭。”朱英國告訴記者。

　　盡管條件艱苦，但是育種卻來不得半點馬虎。一過年，朱英國就趕往海南。數千個套袋、一千多個組合，都得搶時間做完：小心翼翼地剪去谷子頭，用細鑷子取出6個花藥，套袋，抖入另一品種的花粉，然后封住袋口。

　　整個程序精細得不亞于繡花，一個組合要這樣做十多個穗。到4月，上千個組合收割分類后，摘下一粒粒谷子，整理好的種子再帶回武漢趕季播種。

　　談起1975年的那次“險境”，朱英國仍然記憶猶新——

　　1975年4月中旬，海南島氣候反常，稻子晚熟了幾天，為趕上湖北的育種期，朱英國等人收下近200公斤稻種，顧不上曬，就日夜兼程趕回湖北，兩天兩夜后抵達湛江，稻種已開始發熱，更麻煩的是，匆忙間忘了帶“病蟲害檢疫證”，湛江站禁止他們通行。

　　當時朱英國等人全身臟黑，眼窩深陷，疲憊而焦躁，如果再耽擱半天不能上火車，幾年的心血就將付諸東流!他們一邊在火車站現場曬谷，一邊由朱英國出面再次懇求湛江站負責人。

　　說著說著二人爭執起來，朱英國突然一下倒在湛江站負責人對面的椅子上——又累又餓又急又氣，他竟昏了過去。鐵面無私的車站負責人終于被他感動，破例放行。

　　情系農民

　　“我對農村和鄉親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從大別山跳出，躍進“龍門”的朱英國，最終又走回了“農門”。

　　成為一名農業科學家是朱英國的理想，他甚至在大三分專業時，放棄了熱門的微生物專業，選擇了植物遺傳專業，一個不得不與農作物打交道的專業。

　　“龍門”變成了“農門”，朱英國卻義無反顧。

　　海南南繁育種基地，仍是朱英國每年的必到之處。他說：“條件改善了，艱苦奮斗的作風不能丟。工作決定了我們既要動腦，也要動手，必須到田間去。”

　　生于農村，長于農村，工作也和田地打一輩子交道，朱英國因此被譽為“泥腿子院士”。如今，朱院士仍然謙虛地自稱，他只是個普通的農村人，“更需要兢兢業業地工作”。

　　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如何既提高產量又能提高稻米的品質，還能保證我國糧食的安全性，成了水稻專家們的關注焦點。

　　“上個世紀40年代，中國種植水稻品種4.6萬余個，現在只種植1000余個，其中面積10萬畝以上的僅322個，并且大都是育成品種和雜交種，幾乎不再種植原來的老品種。”朱英國說，“作物品種單一和遺傳基礎狹窄導致人們利用作物的種類逐漸減少。”

　　”紅蓮系“逐漸進入專家們的視線，而如何將技術上的優勢轉化為老百姓生活上實實在在的變化，成了朱英國思考的問題。

　　“進入市場，關鍵就是要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實現產業化，我們有很大的潛力亟待發掘!”朱英國說。

　　“榮譽都是身外之物，關鍵是我們是不是為社會、為農民兄弟們做了真正有益的事情。”朱英國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們的老百姓就是這么淳樸、善良，只要你是真心為老百姓服務，老百姓就永遠不會忘記你。”

　　上世紀50年代末，在那個以跳出“農門”為榮的時代，朱英國進入令人羨慕的“龍門”;而讓人吃驚的是，接下來的幾十年里，他卻沒有離開“農門”寸步。

　　唯一不同的是，他每年擁有三個春天，年復一年如候鳥般趕往海南，追尋春天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