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我們為何要尊重權威

　　■既然專家在當代社會中具有無可取代的重大作用，專家的行為就應該受到有效約束，否則就會出現很難處理的“知識暴利”。

　　■提醒那些忙于交易的權威，人們之所以尊重權威，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偉大，更多地是為了維護那條歷史久遠并有些脆弱的“承諾—信任”之鏈，因為這條鏈事關每個人的本體性安全。因此，為了所有人的未來，請愛惜自己的學術聲譽，不要在活著的時候見證自己聲譽的破產。

　　隨著社會生活復雜性的快速增加，人們遭遇的困惑與疑慮也在日益上升，這種現實催生了媒體上各類專家的紛紛涌現。應該說大多數專家還是很敬業的，對于民眾的知識普及以及解疑釋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所謂專家，利用制度設計的漏洞，玩起了乾坤大挪移，各類符號資本越出科學場域與各種社會資本進行著利益的私下兌換，以此換得個人收益的最大化，維系社會有序運行的“承諾—信任”機制開始出現認同危機，從而引發了公眾對于專家可信度的擔憂。如果不及早應對這種現象，將直接危及科研誠信系統的基礎。遺憾的是，這種狀況有愈演愈烈的態勢。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已經成為當下一個很嚴肅的社會問題。為此，筆者希望通過對學術權威發生作用的機制分析，解構權威現象。

　　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當代社會界定為一個脫域的社會，簡單地說就是一種可以不在場的社會。脫域社會運行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依靠象征標志與專家系統來維持社會的有序運行。拋開各類象征標志不談，在當代社會，專家的作用越發凸現出來，專家系統的運行機制也愈發復雜，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客觀地說，今天我們一刻也離不開各類專家系統給生活提供的各類保證。就如同我們不必認識房屋設計師是誰，只要他擁有這個資格，我們就應該相信他造的房子是安全的。既然專家在當代社會中具有無可取代的重大作用，專家的行為就應該受到有效約束，否則就會出現很難處理的“知識暴利”。一方面，專家也是社會場域中的理性人，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同樣擁有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權力與訴求，那么如何約束專家行為不出現失范現象，就成為這個時代無法回避的嚴肅問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相應的規則約束，一旦專家系統出現大范圍失范現象，長期以來形成的權威(專家)與公眾之間的“承諾—信任”機制就將面臨崩潰，每個人都將喪失必要的安全感，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將快速上升，從而導致社會福祉的減少。社會心理學已經充分證明，信任機制的形成是非常緩慢的，換言之，信任機制也是非常脆弱的。人們本能上相互之間是處于懷疑狀態的，之所以選擇彼此信任，是因為這樣可以降低雙方的交易成本，同時提高與增加雙方的生存能力與機會，這類似于一種契約。為了更具體地說明這種毀約的潛在危害，可以用權威在社會中的運行模式來作為分析的基點，畢竟權威是專家系統金字塔的塔尖部分，對權威的分析更能揭示問題背后的運行機制。

　　所謂的權威，按照字面解釋就是指有權力、有威望的少數人，因此，權威的結構里至少暗含了兩種資本的結合：政治資本與學術資本，前者暗指了由權力帶來的利益與責任的勾連，后者指涉了威望來源的基礎，通過漫長的學術資本積累積攢了個人的威望與聲譽，它以符號資本的形式存在。現在我們需要分析一下權威是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發揮作用的，以此可以尋找出未來重塑“承諾—信任”機制的道路。

　　在傳統社會中，權威通過當面承諾保證了人與人之間信任機制的正常運行；而在脫域的社會中，權威通過采用非當面承諾的形式來捍衛信任機制，此時包括專家在內所有的人相互之間可以是陌生人。對權威承諾的信任與我們的安全有關，隨著生活復雜性的逐漸增加，權威通過其擁有的專業知識為社會提供一種承諾，它事關每個人的本體性安全。換言之，權威通過出具承諾，為整個社會提供信任機制的供給，以滿足公眾對消除不確定性與焦慮的需求。在這個模式下，權威容易出現問題的環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權威結構里暗含權力指向，權力的最大特點就是再生產性，如果沒有相應的機制抑制這種趨勢，權力的運用就會泛濫，成為一種災害。由于中國社會政治架構的先天缺陷，即權力與責任的嚴重不對等，導致一旦擁有權力，就容易出現由權力帶來的利益快速膨脹，而相應的責任總是晦暗不明，形成權力主導下的收益快速遞增現象。學術界權威的權力主要體現在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學科布局的劃分、重要問題的認定，以及參與資源分配、評審、驗收等過程中，如果沒有明確的責任約束，這些環節上的權力都有可能出現失范現象，中國學術界的亂象大多與此有關。其次，學術權威，通過其所擁有的學術聲望與專業知識，利用對科學解釋權的壟斷性交易，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種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這種解釋權交易之所以能夠發生，與學術資本積累的緩慢性以及制度不嚴密有直接關系，當下學界聲譽的每況愈下，就是個別人利用其權威身份所擁有的專業知識，對事件的解釋根據自己的利益變化進行調整的結果。

　　我們所痛恨的，是一些不負責任的權威，利用其聲望所暗中進行的解釋權交易。其實，這里有兩個原因：其一，這種有選擇的解釋，對于社會是一種誤導，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增加了信息的鑒別成本；其二，權威所擁有的聲譽是一種公共資源，其構成包含了科技共同體成員長期恪守學術規范所積攢下的共有的學術信譽資本。如果個別人隨意利用權威的地位，進行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解釋，就相當于無形中侵占了共同體成員共有的學術聲譽，一旦科技界長期形成的良好聲譽被毀壞(類似于公地悲劇)，大家的利益都將受損，由此帶來的聲譽損失都由共同體成員承擔，而利益則被權威獨占，從經濟學上講這就是典型的外部性問題。現在社會上對于專家、教授的諷刺性稱謂，大多與此有關，由此不難發現，中國學術界的信任機制已經被破壞得很嚴重了。

　　時下，有多少權威每天飛來飛去，走馬燈似的參與利益集團的代言、各種項目的評審、驗收以及政策制定等活動，很難想象，他們對于所評審的項目真正了解多少，他們又有多少時間真正用于了科研?由此而來的評審結果又有多少價值?大家都知道這種情況每天都在上演，但人們為何還要唯權威的馬首是瞻呢?原因在于這些權威擁有科技活動中至關重要的科技資源分配的決定權，而這其中不乏眾多早已告別了科技前沿的所謂權威，面對這些無法明確界定責任的權力，哪個人敢得罪呢?

　　恍然想到1913年的一次會議上，人們向英國物理學家瑞利勛爵詢問對于玻爾理論的看法時，他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60歲后，我不對科學研究前沿輕易發表意見。拋開這句話所具有的圓滑意味，也反映了作為真正權威的瑞利勛爵對于自己學術聲譽的尊重與捍衛。對此，國內的個別權威是否也應該向瑞利勛爵學習一些珍惜自己羽毛的基本學術修養呢?由一己之私所引發的學術資本的快速貶值，是對所有共同體成員的傷害。

　　權威，是靠多年積攢下的學術資本的利息過活的人，這也是社會對于那些捍衛規則的權威多年如一日的誠信工作的一種回報。因此，信任機制的建立，除了制度層面的努力外，更要加強對于那些惡意透支“承諾—信任”機制的所謂權威從學術資本上進行懲罰，一旦違規事件被發現，其積攢多年的學術資本都將淪為沉沒成本，不但不能帶來個人利益的增加，反而是利益的極大損失。因此，提醒那些忙于交易的權威，人們之所以尊重權威，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偉大，更多地是為了維護那條歷史久遠并有些脆弱的“承諾—信任”之鏈，因為這條鏈事關每個人的本體性安全。因此，為了所有人的未來，請愛惜自己的學術聲譽，不要在活著的時候見證自己聲譽的破產。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