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構建中國科技政策質量測度體系

當今世界，正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科技政策制定工作作好準備了嗎？換言之，我們的政策制定的空間與邊界一直囿于傳統的民族國家范圍內，其運行大多依靠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來完成，而全球化的運行模式主要依靠非強制性的市場模式，兩者的效率比較不用深說，也能猜到大致結果。如果不及早加緊這方面的研究，我們還將遭遇長矛與火槍的競爭局面。為了應對這種局面，筆者認為，加快構建具有前瞻性的科技政策質量測度體系，將是目前亟須解決的問題。
 
說到測度，人們很容易想到物理實體的測量與檢驗。物理實體以實體形式存在，測量起來相對容易一些，而科技政策等則是觀念與命題形式的非實體性存在，如何測度這些非實體性的存在一直比較困難且很難達成共識。然而由于人類活動的目的性，這種不容易測度的觀念形態的存在對人類的生活更具有深遠影響。鑒于科技政策的特殊性，筆者認為，科技政策的測度體系的目標應該包括如下4個基本環節。其一，對科技政策結構是否合理的測度，這是結構與功能的維度。其二，科技政策立場與觀點的測度，這是政策測度的政治倫理與闡釋的維度；其三，科技政策的績效測度，這是測度的經濟維度；其四，全球化視野中科技政策制定的方法論、認識論與本體論的測度，這是測度的形而上維度。一個完整的科技政策測度鏈條應該包括如下3個環節：測度主體、測度手段與測度對象。為了保證測度結果的客觀與公正，涉及這3個環節的問題有如下幾個問題：由誰來進行測度？采取何種測度手段能夠取得更好的結果？測度對象的外延邊界問題。限于篇幅，這里只談談科技政策測度體系的特征問題。
 
國內科技政策長期以來都是在封閉環境下通過行政或準行政手段強制運行的，這種歷史背景導致政策在空間隔離的情況下很少受到外部空間因素的影響。這種邊界條件的優點是能夠避免外部空間因素干擾，政策出臺速度比較快，可以忽略中間運行情況的晦暗不明，直接關注政策目標。這種模式的顯著缺點是，沒有辦法對政策陰影（政策的連帶反應）進行分析，也無法規避政策黑洞造成的設租與尋租活動，沒有具體責任人為政策運行失敗承擔責任。由于沒有邊界外面的競爭與對比，政策的質量和效率一般來說比較低下，政策缺少倫理的約束，也無法形成真正的反饋。考慮到沒有競爭，很容易導致政策制定路徑鎖定在落伍的模式下。比較容易出現的后遺癥是：“政策失靈”、“政策黑洞”與“政策冬眠”，反思一下我們以前的許多科技政策出現的問題，基本上都包含在以上幾種情況內。如果外界環境一變，封閉的邊界一旦打開，那么原有政策的漏洞都將遭到潛在的攻擊；更為普遍的是，這種政策弱點很容易被利用與鉆空子，導致政策運行后出現重大損失。全球化本質上就是一種打破地理邊界的重大觀念轉型，它企圖用市場和資本以及人員流動來沖擊傳統的民族國家的劃分，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強我國的政策測度體系的建設，就是為了提高政策質量，最大限度避免損失以及與國際接軌的最為關鍵的舉措。
 
基于上述考慮，科技政策測度體系的建設作為一種綜合檢驗政策質量的指標體系，應該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首先，政策的倫理測度體系的構建，它主要解決這樣幾個問題——政策因何而設？為誰而設？它是否貫徹了作為公平的正義原則？其次，政策的運行情況測度體系，它主要解決政策失真度以及反饋系統的工作狀態，這是保證政策質量的關鍵。第三，政策績效測度體系，這里的績效既包括有形的投入與產出分析，也包括無形的文化價值分析，如政策陰影效應的分析。坦率地說，政策受眾的滿意度遠比虛幻的幸福指數來得真切。
 
科技政策測度體系的構建，除了上面提到的諸多優點之外，對于政策本身來說，它還肩負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通過測度體系的評估，可以及時終結那些已經不再發揮正面作用的科技政策，否則兩套政策體系同時存在，將造成政策的低效率，增加政策運行的成本與阻力。
 
（作者為中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