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科技體制改革彈性有多大

　　 時至今日，科技體制改革面臨的最大理論問題就是變革的彈性：即集中與自由是以二元形式存在，還是集中為主，自由為輔？或者反之，自由為主，集中為輔。其實，這個問題也是國際科學界長期以來沒有根本解決的問題。個人和組織常常會陷入某種既有的觀念框架中，以至于無法想象出其他的選擇模式，這就是典型的“認知路徑依賴現象”。人是自己所擁有的觀念的奴隸，作任何決策時我們都不應該忽略認知模式所施加的影響。

　　回首即將過去的一年，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的大幕已經徐徐拉開，一些關鍵信號已經釋放出來。例如，在今年由科技部、財政部共同起草的《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方案提出的“科技計劃體系主要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基金）、基地和人才專項5個方面”。這5方面的科技計劃都要納入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中央財政加大支持力度。這則信息內涵豐富：一方面，其界定了未來研究類型的劃分；另一方面，明確提出了資源的重新集中化。這實在是近年來科技體制改革少見的大動作。

　　資源的集中管理解決了前期宏觀管理上的“九龍治水”局面，在微觀實踐層面則解決了個體重復申報等問題。但現在的問題是，未來政府將不再直接管理科研項目，那么資源集中后將由誰來管理？按照2013年的科技統計公報數據，這筆中央財政撥款達2728億元之巨，即便5個平臺均分也各有約540多億元。這無疑是一個龐大的資源平臺。就目前口碑最好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來說，它的資源總量也就200億元左右。很難想象500多億元的平臺要擁有怎樣的氣概？如果仍用原班人馬、原有管理模式，那些曾經的“973”“863”換個名義重新出現在新的機構里，那么這些平臺的權力實在太大了，完全有可能演變為霍布斯意義上的新的“利維坦”。如果這種可能性不能得到有效防止的話，那么只能說此次改革未來將充滿不確定性。而且，如果試驗失敗的話，其后果將是災難性的。舉國科研被SCI牽引的局面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終結一項有問題的政策的成本將是巨大的。

　　其實，資源配置方式從分散到集中，只解決了表面問題，而未觸及科技體制改革的實質，即“狀態——結構——績效”的根本性改變。集中是我們所熟悉的管理模式，并且凸顯了權力的自信，而分權恰恰是我們所不熟悉的。對于以往的“集中型分散”模式帶來的問題，國家作為委托人的極度不滿是可以被體會到的：投入與期望的產出嚴重不對稱，同時各種不端行為發生，這種狀況必須得到改變。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當改變成為所有人的共識時，恰恰意味著誰都不知道該怎么改。但是“變”又成為雙方可化解尷尬局面的唯一出路。改革的潛在陷阱在于，我們所解決的問題遠遠不及我們所帶來的新問題多。那么，如何預防這些潛在的風險？這就是我們所關注的改革的彈性問題，即收與放的問題。

　　在決定放與收的邊界時，要考慮到科技事業的固有特點：科學與自由探索有關，而技術與目標導向與關。前者的產出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適合國家支持，而后者的產出具有商業價值，因此與市場機制匹配。如果完全被市場模式主導，就會出現遏制科學發展的情形。另外，兩者的研究屬性也不同，前者崇尚自由，后者則是集中約束下的目標定向行為。這些特點決定了科技體制改革的彈性問題，而改革彈性約束了改革的潛在邊界。基于此，科技體制改革就是要解決好實踐層面的資源分配與激勵機制。只有如此，才能帶來國人期盼的“狀態——結構——績效”的根本性改變，否則片面追求績效與狀態只能是緣木求魚。

　　在具體措施方面，我們不妨把資源的競爭性分配與保障性分配區分出來。以往的項目申報都屬于競爭性的分配模式，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不再多談。這里只談保障性供給模式的建設。科技界不能搞平均主義，保障性供給如何避免吃大鍋飯并實現激勵機制？筆者曾建議，中國科技界應向國際體育界學習，對各領域的科研人員實行排名制，而排名是定期動態調整的。該項工作可由行業協會與第三方獨立機構完成。只有進入排名的才可以申請保障性供給，這樣就解決了吃大鍋飯與激勵機制的問題。

　　客觀地說，如果完全采用競爭模式，其危害主要有兩點：其一，帶來整個科技界的急功近利與浮躁氣息；其二，落后的管理體制無法有效分配資源，只能靠簡單地增加資助額度來化解新增資源帶來的日益增大的評審成本，從而導致資源的邊際效用遞減。實行各學科人才排名制，其優點有二：其一，管理部門能時刻掌握人才家底的庫存，便于關鍵時刻解決國家之需；其二，排名制提供的激勵機制，最大限度地集聚了當下的智力資源，并能永續地成為國家儲備人才的蓄水池。

　　中國科技已到了從量的擴張到質的提升階段，如何提升質恰恰是當下破題的關鍵所在。眾所周知，知識產品的生產是有周期的，讓科技工作者安靜下來，有時間打磨自己的知識產品，就需要從制度層面入手，塑造群體的質量偏好。美國政治學家蓋伊·彼得斯曾說：市場模式的勝利只是意味著市場取向的解決方法已經取得了合法性。問題在于大科學時代，科技內在結構是非常復雜的，任何單一模式都不是包治百病的萬能膠囊，我們必須在集中（舉國體制）與分散（市場體制）之間尋找一種建設性的均衡。（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