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蠅院士”郭愛克：千鈞之重輕輕為之

　　接受采訪那天，中國科學院院士郭愛克在約定時間前就早早地等在北京的辦公室。

　　郭愛克在辦公室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朱獻東/攝

　　他的頭發已經花白，卻梳得一絲不茍；西裝、領帶并非簇新的，卻干凈挺括。他講話慢條斯理，帶一點海派“老克勒”的從容。很難想象，鏡頭前這位面色紅潤、思維敏捷的長者，當時已經84歲了。

　　2024年11月，由于果蠅實驗首次進入中國空間站，《中國科學報》記者因此獲得了一次面訪郭愛克的機會。他談果蠅、談科學、談年輕時留學的歲月，也談一路走來的選擇。

　　采訪結束時，他沒有急著離開，而是等課題組的學生、學生的學生都擠進小小的辦公室，簇擁著拍一張大合影。臨別時，眾人約好，等他下次回北京，再把未盡的故事聊完。

　　然而，那竟是很多人與他的最后一面。2025年4月10日，郭愛克在出差途中突發疾病，驟然離世，享年85歲。他離開時，書桌上的筆記本電腦還未合上，床頭放著尚未審完的論文。而《中國科學報》的這次采訪，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深度專訪。

　　郭愛克研究了一輩子的果蠅，身長不過兩毫米，輕若無物。而他自己，也總是輕輕地說話，輕輕地走路；他將一生名利看得很輕，將個人得失放得很輕。

　　唯獨放在心上、始終有千鈞之重的，是科學、國家，以及那些值得追問一生的真理。

　　39歲，他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首位獲得西方博士學位的學者；53歲，他從零建立中國第一個果蠅學習與記憶實驗室；80多歲，他首次把果蠅送上中國空間站，讓它們在太空中實現“三代同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仍在追問關于大腦、生命與宇宙的重大科學問題。

　　1 戴老花鏡的年紀找到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郭愛克在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生物物理所）的辦公室，總縈繞著玉米粉、啤酒酵母和麥芽糖混合的酸甜味——那是果蠅培養基的味道。幾十年來，郭愛克早已習慣了這種氣息。

　　許多人不知道，這位被稱為“果蠅院士”的科學家，直到53歲才真正與果蠅結緣。1992年，北京召開第19屆國際昆蟲學大會。在一個分組討論會上，郭愛克首次聽到一位德國學者作關于果蠅視覺學習與記憶的報告。“這么小的兩毫米昆蟲，竟然具備學習和記憶的能力？”他一下子被吸引了。

　　會后，他立刻找到那位德國學者，希望去對方實驗室交流合作。實驗室負責人馬丁·海森堡很快回應，表示歡迎。

　　赴德前夕，郭愛克因為擔心做實驗時看不清小小的果蠅，專門去北京王府井配了一副老花鏡。有人不解：已經到了戴老花鏡的年紀，為什么還要換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郭愛克的回答很簡單：科學興趣更重要，年過半百轉換研究方向，無需糾結得失，也沒有那么多思想負擔。

　　1993年，歸國的郭愛克在生物物理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以果蠅為模式生物的學習與記憶實驗室。學生劉力記得，老師常常一天到晚“貓”在實驗室里，中午啃個面包，燒一壺水，連去食堂都嫌耽誤時間。

　　盡管果蠅早已是經典的模式生物，但在當時的國內神經科學界，這依然是一個非常冷門的方向。媒體在報道相關研究時，甚至把“果蠅”誤寫為“果繩”。

　　一次，郭愛克實驗室從國外進口一臺顯微鏡。按照當時規定，純科研設備可以免稅。為了說明設備用途，同事楊愛敏將海關工作人員請到實驗室參觀。

　　看到一排排果蠅培養瓶，海關人員脫口而出：“真惡心，這不就是蒼蠅嗎？”

　　郭愛克聞言不僅沒有生氣，反而指著培養瓶里的果蠅說：“不惡心。這小果蠅是我們的小伙伴，也是為科學作貢獻的。”說著，他又指著果蠅尾部的紅色斑紋問道：“你看，像不像紅衣少女翩翩起舞？”

　　那位海關人員愣了一下，也笑了。

　　在郭愛克眼里，果蠅從來不是冷冰冰的實驗材料，而是探索未知世界的伙伴。他常告訴學生，要想讓果蠅回答那些關于學習、記憶和大腦的深刻問題，首先要善待它們，其次要學會提問。實驗室里的學生都知道，郭老師不僅關心實驗進展，還關心果蠅“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happy不happy（快樂不快樂）”。

　　果蠅生性怕光、怕震動，也怕噪聲。郭愛克每次進果蠅行為實驗室，總會輕輕敲門，再緩緩推門進去。進門后，他就在實驗臺邊找把小椅子坐下，不讓學生起身，也不打斷他們手里的工作，一邊觀察果蠅，一邊探討實驗細節。

　　后來，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現為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以下簡稱神經所）成立。時任所長蒲慕明點名邀請郭愛克出任副所長，把研究所“做起來”。

　　于是，郭愛克和學生李巖打包了實驗室100多個品系的果蠅和它們的“鍋碗瓢盆”，從北京搬到上海。果蠅不能坐飛機，因為貨艙溫度太低，會凍死。一行人便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一路守護著這些小生命。

　　果蠅就這樣陪伴著郭愛克，從北京到上海，最終又從地面飛向浩瀚太空。

　　21世紀初，郭愛克將研究重心拓展至果蠅的空間生物學。果蠅與人類擁有高度相似的基因，他想知道，在失去地球磁場保護的極端環境中，生命發生怎樣的變化。這或許關系著人類未來如何適應太空。

　　為了模擬亞磁環境，郭愛克在生物物理所的課題組搭建了一整套復雜的實驗系統，僅亞磁線圈設備就占了兩間實驗室，加上配套的實驗儀器和場地，每年僅房屋和水電費用就一度高達五六十萬元。幾年過去，一屆屆學生畢業，卻因為磁場效應飄忽不定，始終沒有發表重量級論文。

　　出于課題組發展的考量，李巖曾委婉地問郭愛克，是不是該放棄這個方向了。

　　郭愛克搖搖頭。“將來人類終要登上月球，那里不僅重力小，還有一個極易被忽視的威脅——極低的磁場。這兩種環境變化對航天員，尤其是對他們的大腦會產生何種影響，我們必須未雨綢繆。”頓了頓，他又補充道，“這個方向絕不能丟。如果我們也丟了，這項研究就真的后繼無人了。”

　　此后多年，課題組在亞磁環境中連續培育了200多代果蠅。那些曾經冷門到無人問津的研究，終于有了回響。他們證實，在極弱磁場環境中，果蠅的學習、記憶能力會逐代衰退，而一旦回到地球磁場，其能力又能逐代恢復。2024年11月，果蠅搭乘神舟十九號載人飛船入駐中國空間站，并成功繁育后代，成為第一種在中國空間站“三代同堂”的動物。這是國際首次在微重力和亞磁場復合環境的研究。

　　李巖后來常常想起老師當年的話。有些研究注定見效很慢，有些問題幾十年也未必能求得正解，但科學的道路上，總要有人一直追問下去。

　　2 “沉重的責任感”

　　一個科學問題，何以值得追問幾十年？

　　郭愛克的妻子、免疫學家豐美福認為，答案其實很簡單，這背后是郭愛克對科學“沉重的責任感”。

　　1940年，郭愛克出生于東北。那一年，那片土地處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童年時期，大人們雖鮮少提及生活的苦難，但家國破碎的痛楚，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記憶深處。

　　許多年后，郭愛克重返丹東，駐足鴨綠江大鐵橋北岸。江風獵獵，那座被美軍攔腰炸斷的大鐵橋，半截殘軀依舊橫陳江面，鋼梁上銹跡斑斑，宛如一道至今未曾愈合的民族傷口。

　　郭愛克久久佇立，陷入沉默。

　　1959年，年僅19歲的郭愛克被國家選派前往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攻讀生物物理學。專業是國家分配的，人生的路是時代鋪就的。他說，那是他頭一回真切地感到科學帶來的震撼——實驗室、儀器、學術氛圍，差距那么大，高不可攀，給予他一種沉重的責任感。

　　他后來與妻子談起留學蘇聯時的心境：“我們是花著國家的外匯、帶著人民的期望出去的，一定要讓國家在科技上強大起來，不再受人欺凌。”

　　5年后，郭愛克本科畢業歸國，被分配到生物物理所，還沒來得及真正開展科研工作，就迎來一段特殊的歲月。但即使在湖北潛江的五七干校勞動期間，他也在挑糞、施肥的間隙里讀書、學習。一個25歲的青年，一晃眼變成35歲。人生因時代被迫中斷，又沉默地續上。

　　37歲的郭愛克再次得到出國機會，被選派去德國慕尼黑大學動物研究所生物控制論實驗室進修。他的導師烏爾里希·斯莫拉只比他大兩歲。出發前，國家沒有要求他攻讀博士學位，僅規定兩年內歸國。但導師勸他：“中國未來的發展急需高學歷人才。作為一名科學家，若無博士學位，在西方學術界是難以立足且不受認可的。”

　　郭愛克暗下了決心，一定“搶”回丟掉的10年，要做出博士水平的工作。他用馬克思的話鞭策自己——“一天等于二十年”。兩年留學期間，他以“特優”成績畢業，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位獲得德國自然科學博士學位的學者，并如期回國。

　　獲得博士學位的郭愛克。生物物理所供圖

　　后來，李巖每逢難以抉擇的時候，總喜歡去找郭老師聊聊。郭愛克很少直接告訴她答案，而是徐徐講述自己走過的路——那些時代的起落、人生的去留、一次次的選擇。當李巖在上海完成了果蠅空間站裝置的最后一輪地面匹配實驗之后去看望郭老師，告別之時，郭愛克意味深長地說：“就像在送子弟兵過鴨綠江。”

　　郭愛克常說：“那些不確定的困難，可能不會太久。”停一停，又補上一句：“但許多確定的東西還在——一個人的理想、追求和初心。”

　　3 只是“愛克”

　　郭愛克教學生，不只是講理想、談初心。更多時候，他將那些深刻的道理融于一點一滴的相處之中。

　　在神經所時，有學生學習態度不夠認真，郭愛克沒有責備，而是像哄孩子似的，好好勸了一通。臨走前，60多歲的郭愛克竟一本正經地伸出小拇指：“你得向我保證，以后一定要好好學。”學生先是愣了，隨即也伸出小拇指，與老師鄭重其事地拉了勾。

　　回到辦公室，郭愛克還特意告訴李巖：“我已經跟他拉勾勾了。”李巖聽了，哭笑不得。

　　一次學術會議上，一名學生在臺上作報告，不停咳嗽，坐在后排的郭愛克忽然起身。他身形微胖，趕時間時總會邁著大家熟知的“招牌式小跑”。只見他一路小跑出了會場，臺下的學生都有些納悶。等大家反應過來時，他已拿著一瓶水跑回講臺，遞到了學生手里。

　　郭愛克身上，有一種老派知識分子的修養。

　　老友楊愛敏只見他發過一次火。那是在食堂排隊打飯。有人插隊，郭愛克皺了皺眉，說：“如果大家都這樣無視規則，那排隊還有什么意義？”說完，他轉身就走了。

　　他生平最不愿給旁人“添麻煩”，開會從不遲到，也不讓人等。有一回學生周鳴敏順路接他，約好早上八點一刻出發。周鳴敏特意提前抵達小區門口，卻發現郭愛克夫婦早已在樓下等候。

　　夜里飛機晚點，學生提出要接機，他趕忙攔住：“凌晨兩點了，折騰什么，我自己打車就行。”

　　郭愛克的生活一向簡單。實驗室那件白大褂，還是20世紀80年代統一配發的，洗得發白，袖口磨舊了也不舍得換。常年背著的帆布包，是2014年參加學術會議發的紀念品，十多年過去，邊角已經磨得起毛。有人勸他換個新的，他拍拍包，說：“挺好，能裝材料，也能裝電腦。”

　　去德國開會，他當“團長”帶著大家吃飯，一頓人均五六歐元便解決了。“我們這代人窮慣了，不會花錢。”郭愛克說。

　　他待人，從來沒有分別心。

　　楊愛敏是生物物理所的行政人員，侯京武是郭愛克課題組的科研輔助人員，都和郭愛克相交數十年。他們常坐在食堂同一張桌子吃飯。郭愛克總是笑瞇瞇地說：“小侯，咱倆口味一樣，我也愛吃醋熘土豆絲。”

　　后來，郭愛克去上海籌建神經所，實驗室也要整體搬遷。搬儀器、搬果蠅，協調學生，樁樁件件都離不開人手。郭愛克最先想到的，卻是詢問領導：“我們課題組搬走以后，實驗員怎么安置？”

　　到上海的最初幾年，郭愛克幾乎每個月都要回一次北京。每次返京，他總不忘給學生帶地道的上海糕點，然后挨個問問課題進展和生活近況。

　　后來年紀大了，回北京的次數少了，卻還是要到所里坐坐。時間緊，就一個人去辦公室看看書、理理材料；若有空，便約楊愛敏去一樓咖啡館，點兩杯五塊錢的咖啡，坐著聊上半天。

　　即使郭愛克有了院士、院長這些頭銜，可學生還是叫他老師，老朋友仍一口一個“愛克”。有一次，所里一位領導聽見有人直呼“愛克”，覺得不夠尊重。郭愛克知道后，說：“沒事，父母不在了，姐姐也不在了，沒幾個人這么叫我了。”

　　熟悉郭愛克的人都知道，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人群中，那里有學生、有同事、有朋友。在他們中間，他仍然只是“愛克”。

　　2024年12月，郭愛克（前排左）、李巖（前排右）與課題組學生在辦公室。朱獻東/攝

　　4 “小豐”

　　郭愛克總把別人放在前面，而他的身邊始終有一個人——“小豐”。

　　直到80多歲，郭愛克仍習慣把比自己小一歲的妻子豐美福叫作“小豐”。兩人一個研究神經科學，一個研究免疫學，一起走過幾十年。

　　豐美福是上海人，畢業于復旦大學。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湖北潛江的中國科學院五七干校。豐美福記得，當時干校的團隊給郭愛克的分工為挑大糞、種菜。面對艱苦處境，他鮮有抱怨，總愛捧著書，看資料，琢磨問題。

　　“他骨子里有股書卷氣。”回憶起初見時的印象，豐美福還是這樣評價他，“真誠、毫無城府，天生適合做科研的人”。

　　幾十年來，這個印象始終沒有變。

　　只要人在北京，兩人幾乎天天去單位食堂吃飯。“有什么吃什么。”一份炒白菜，配兩個饅頭、花卷，也能吃得很香。中午順手把晚飯一起打回來，晚上熱一熱接著吃。偶爾去研究所對面的小超市買幾盒牛奶，也就夠了。

　　他們的日子，一直這樣平淡。

　　豐美福偶爾打趣他不懂浪漫。幾十年夫妻，她想了半天，也想不起他主動陪自己出去游玩過幾次。唯一印象深的一次，還是親戚開車帶他們從上海去蘇州。園林什么樣、吃了什么，她都忘了，只記得那趟行程費了很大勁，幾乎是把郭愛克從實驗室“拽過去”的。

　　2024年秋，郭愛克和豐美福在丹東天橋溝。生物物理所供圖

　　郭愛克的心總在實驗室。他屬龍，直到36歲才初為人父。他陪學生、陪果蠅的時間，比陪妻子、陪孩子還長。

　　可他的溫情，總藏在不容易被人看見的地方。他的書桌最深處，一直放著孩子幼年時的照片。后來有了孫輩，他又成了那個偷偷往孩子手里塞糖的爺爺。

　　郭愛克和“小豐”彼此照顧，也彼此成全。

　　20世紀80年代，出國熱正盛。豐美福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訪學，臨近回國時，對方開出優厚條件，極力挽留這位中國的年輕學者，邀請她擔任獨立實驗室負責人。她打越洋電話征求郭愛克的意見。

　　電話那頭，郭愛克沉默片刻，堅定地吐出四個字：“你回來吧。”

　　1985年，豐美福回到國內。她從零起步，艱難籌建了細胞培養與免疫學實驗室，又積極投身于國家航天863預研項目，開展空間細胞培養與空間制藥研究，為推動我國相關研究躋身世界先進行列作出卓越貢獻。

　　這些年來，無論當選院士還是獲得榮譽，郭愛克很少提及自己的成就，卻常向學生描繪“豐老師上電視”的高光時刻：電視畫面中，豐美福和幾位女科學家背著實驗箱，站在航天發射場，整裝待發準備開展空間生物實驗。對郭愛克而言，這一幕比自己人生中的許多高光時刻都更值得珍藏。

　　后來，蒲慕明邀請郭愛克加盟籌建神經所。那時，他剛從德國回國不久，果蠅飛行模擬器研究剛剛起步，家中還有年邁的母親需要照顧。面對可能長期的兩地分居，郭愛克的顧慮并不少。

　　這一次，輪到豐美福推了他一把。

　　“你還有想做的事，還想在學術上往前走，你盡管放手去做，家里不用你操心。”

　　此后，他們一個留在北京，一個去了上海。直到豐美福70多歲離開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科研一線，才到上海真正陪伴在郭愛克身邊。

　　在學術上，她始終是郭愛克最信任的同行。每一次報告、每一份PPT，第一位讀者都是豐美福。她從邏輯結構到標點符號，一頁一頁改，一句一句提意見。后來郭愛克外出講學、參加學術活動，她也如影隨形。

　　晚年，兩人一起散步時，郭愛克總會提醒豐美福一句：“腰要挺直一點。”學生問起，他便認真解釋，這是豐老師特地交代的，要時刻提醒她，不要彎著腰走路。

　　5 回到真理的星空

　　到了80多歲，郭愛克越來越覺得時間不夠用了，可他仍然認真對待每一件事。

　　周鳴敏記得，2023年郭愛克受邀在一次國際果蠅學術會議上作專題報告。半年后，又有一場主題相近的報告。周鳴敏原以為，兩次報告的內容不會有太大變化，聽下來卻發現，新報告不僅擴充了研究進展，還補充了半年內最新發表的文獻。

　　80多歲時，郭愛克的作息和年輕時幾乎沒有區別。他的生物鐘準得驚人。早晨6點左右起床，開始工作，忙起來直到夜里11點。李巖去他家里，總能看見桌上亮著電腦，旁邊攤著書和文獻。

　　學生勸他以身體為重，少應承些會議和報告，少安排些出差。郭愛克沒有答應。凡是他認為有意義的學術活動，無論規模大小，他總是盡量參加，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學術交流。有人說，就是聽了郭院士的一場報告，才決定走上神經科學研究之路。

　　前幾年，在中國科學院大學為新生舉辦的“大師講壇”上，郭愛克堅持站著作報告，一講就是一兩個小時。工作人員見狀，急忙搬來椅子勸他坐下講。他卻說：“我必須站著，這是對聽眾最基本的尊重。”報告結束后，學生們排起長隊，請他簽名，向他提問題，他一個一個答復。

　　就在去世前不久，郭愛克與妻子回京，和幾位學生在單位附近的小飯館聚餐。飯館設在二樓，沒有電梯，樓道黑黢黢的，臺階不寬。郭愛克和豐美福互相攙扶著，一級一級爬上樓梯。走在后面的周鳴敏猛然發覺，老師的腿腳不像從前那樣利落了。

　　去世前一個月，郭愛克回北京開會，還惦記著請課題組的孩子們吃頓飯。他在北京停留的時間很短，李巖提議把聚餐安排在周末。郭愛克一聽就說：“別占孩子們的周末時間，下次吧。”臨走前，他還放心不下組里的工作，和李巖約好，下次回來要再聽聽大家的進展。“不是發射上天就成功了，還要抓緊把工作往前推。”

　　去世前，他在浙江桐鄉參加學術會議。離開時，書房里攤著尚未合上的筆記本電腦，床頭放著還沒審完的學術論文。

　　追悼會上，不少人是從天南海北自行趕來的。有人與郭愛克共事數十年，有人是他的學生，也有人只是與他有過短暫交往，卻一直記得這位溫和、謙遜的老人。

　　郭愛克去世后，豐美福搬離了充滿回憶的上海舊居，住進養老院，也很少再回北京。那聲回蕩了半個多世紀的“小豐”，再也不會有人喚起；也再沒有人在散步時提醒她，“腰要挺直一點”。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豐美福因悲痛過度，婉拒了所有媒體的采訪。直到郭愛克離開近一年后，她才能對《中國科學報》記者一點點講起兩人共同走過的日子。

　　她說，郭愛克一生最看重的、最執著的，是捍衛科學的尊嚴。

　　何謂“科學的尊嚴”？他執著于在神經科學這個高難度的陣地上，留下中國人的腳印。他說，做科學不能跟風，要研究就研究最本質的問題。

　　他同樣以此勉勵后輩：成功并非少數人的專利，要努力、盡力，做到最好。最重要的是有益于人民，就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功。他希望，人人都能實現這種意義上的成功。

　　接受采訪最后，豐美福用極輕柔的聲音呢喃道：“他太累了，終于可以好好休息了。可在我心里，他并未離去，他只是回到了那片自己癡迷的真理的星空。他正以另一種方式，繼續觀察他深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