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rete Osler等針對電休克與情感障礙癡呆風險的探討，與《柳葉刀·精神病學》的其他文章一樣，屬于就事論事的臨床研究。然而這次，了解電休克治療的文化及臨床背景，對于理解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及其為何被接收而言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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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電休克描述
2018年4月，是Ugo Cerletti與Lucio Bini首次將電休克治療引入現代精神科的八十周年。與一些人想象的不同，Cerletti針對這一劃時代治療的描述既缺少啟發性，也不夠鼓舞人心：
患者男，40歲，罹患精神分裂癥，存在顯著的思維形式障礙。Cerletti對其實施第一次電擊后，患者出現肌肉緊張，但沒有出現癇性發作。全然不顧患者“別再弄了！再弄要死人了”（“Non una seronda! Mortifera”）的叫喊，Cerletti增加了電量，進行了第二次嘗試。這一次，患者出現了癇性發作。
“陣攣發作期間，同事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all had their hearts in the mouths）”，Cerletti寫道，“陣攣發作時，大家真的非常壓抑。直到患者恢復深長的、打鼾樣的吸氣時，大家近乎凝固的血流終于又在靜脈中通行順暢了。”
盡管Cerletti對同事內心感受的體貼令人欽佩，但這種注意力最好還是放在患者身上。還好結果皆大歡喜：電休克迅速“理順”了患者的思維障礙，患者隨后又令人驚訝地接受了13次電休克治療，最終治愈出院，2年后失訪。
電休克極簡史
《柳葉刀·精神病學》編輯對上述實驗的反感之情非常明確：21世紀的研究文章如果還報告這種操作，不僅會被退稿，很可能還要對研究者進行一番調查。然而，歷史是復雜的，當時的情境也必須加以考慮。這并不是在為過去的錯誤行為找借口或辯解，而是為了更好地了解我們所繼承的想法及治療手段，并為今天的臨床實踐獲取有益的視角。
與現在相似，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精神科的“生意”很好，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精神分析。然而，讓患者躺在沙發上是遠遠不夠的，當時的醫生無比需要快速有效的治療手段，而電休克填補了這一空白。其作用機制在當時并不明確，但現在看來可能反而是個優勢：療效既可以從生物學角度解釋，也可以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釋，全憑個人喜好，進而覆蓋了更多的受眾。
并且，正如醫史學家Jonathan Sadowsky所記載的，電休克在當時甚至被視為戊四氮誘導發作的更人性化的替代選項；戊四氮可造成所謂的“恐懼感”，患者體驗可能還不如電休克。
然而，電休克很快淪為精神科原罪——執行“終極任務”的獵物，其應用擴展至矯正同性戀，以及控制醫院病房內難以管理的行為。1975年，《飛越瘋人院》上映，電休克從未來主義的、人性化的、有效的精神科治療手段，淪為殘暴專制主義的速寫。
任重道遠
如今，電休克已經與Cerletti及《飛越瘋人院》中的操作完全不同。在西方國家，電休克幾乎僅用于治療心境障礙；麻醉劑及肌松藥的應用有效減輕了患者的痛苦及傷害；在英國等國家，已有嚴格的法律及倫理框架管理其應用。然而，今天的醫生與80年前的同行一樣，經常感覺缺少真正管事的治療手段，并為此深感焦慮。
電休克的副作用究竟有哪些？是否真的利大于弊？盡管Merete Osler等的研究成果未發現電休克與癡呆的相關性，但認為有這個結果就能讓大家都接受電休克，也未免過于天真。公眾針對電休克的抵觸由來已久；基于其歷史，這種情緒也可以理解。然而，公眾終究必須了解真相，而不是單純地加以排斥；數據是必需的，但不足以促成這一轉變。
此外，電休克的一些歷史，包括在精神科嚴重缺乏治療手段時被引入臨床，令人嫌棄的不良反應，過度使用，患者的聲音被忽視……對于當代精神科醫師及研究者而言值得一讀。了解歷史即便不能完全避免精神科重蹈覆轍，至少可以推動人們去詢問一些有關權威、證據及患者權利的深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