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大家黃祖洽：“兩彈”煙塵散盡筑夢杏壇

黃老80壽辰

　　2013年盛夏，北師大物理樓。陽光透過樹隙鋪灑在教室的講臺上，一位耄耋師者正在整理講義，陸續有年輕的學生走進來，畢恭畢敬地向他打聲招呼：“黃先生好!”——這是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致敬。

　　時間回溯到1950年。一個身量精干、質樸低調的年輕人拎著行李，毅然從清華園走進了新中國第一個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是第一批分配到這里的研究生黃祖洽。

　　之后的30年，僅憑手中的筆和筆下的方程式，黃祖洽推演出了共和國核武器研制史上光彩絢爛的一幕。在他完成計算、縱筆勾點的瞬間，已然瞥見了千里之外羅布泊上那刺眼炙目、灼天粲地的核爆光亮，望見了那緩緩升騰而起的蘑菇云……、

　　如今，“兩彈”的漫天煙塵散盡，而黃祖洽已從核爆中走出，踅身杏壇，品酌執教鞭起舞的優逸與從容。

　　這個洗凈鉛華、風輕云淡的轉身，用了三十年的時光，故事卻才剛剛開始……

　　殫思求火種

　　核武大家是怎樣煉成的

　　錢三強找他談話：“你是不是組織一批人先走一步，探索氫彈的原理?”——他成了中國唯一同時參加氫彈和原子彈研究的工作人員

　　“從1950年分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直到1980年調離核武器研究所，我和原子能打了30年的交道。”談起從事核武研究的三十年歲月，黃祖洽顯得波瀾不驚。

　　1950年，新生的中國正不斷受到來自西方的核威脅，發展中國自己的核事業刻不容緩。當時，在此領域的研究無異于白手起家。黃祖洽回憶，他剛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論室工作，所里分工明細，每個室下設研究組，每個組里都有一些大學生。他當時任理論部副主任，同主任鄧稼先、副主任于敏等人擔負著最基礎也是最關鍵的方程式推導、設計工作。

　　剛進研究所三年，黃祖洽就面臨第一次“轉身”。1953年，按照所長錢三強的部署，他放棄原先的研究方向，開始投入核反應堆理論研究。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一領域的理論基礎與實驗設備可以用“一貧如洗”來形容——直到五十年代才有兩臺電動計算機，還不是現在的電子計算機，設備非常簡陋。而當時的反應堆理論還具有相當的保密性，加上美國對中國的封鎖，公開的資料很難得到。那時的蘇聯在反應堆領域是絕對的權威，初出茅廬的黃祖洽卻偏敢于質疑甚至推翻蘇聯數據。

　　1955年，黃祖洽隨“熱工實習團”訪問蘇聯，其間，他用兩種方法對臨界尺寸進行計算，發現臨界尺寸放56根零件即可，但是蘇聯原設計書給出的數據是需放63根，高出百分之十以上。面對如此大的差距，黃祖洽選擇相信自己的結果，“因為我做的事情，都經過仔細的檢查。”于是，黃祖洽立即找到蘇聯方面的負責人加拉寧博士討論，加拉寧最后也承認設計書上給出的數據可能有誤。1958年，在我國實際建堆的臨界啟動過程中，發現黃祖洽的“56根”臨界尺寸結論是正確的。

　　正是靠著這股執拗與闖勁，我國反應堆理論研究平地起步，迅速提升。1960年，在民主德國德累斯頓國際反應堆會議上，黃祖洽作了我國第一個重水反應堆理論工作的報告。為了培養后繼的研究者和工作團隊，黃祖洽、彭桓武挑了十來個應屆生，手把手教導具體計算方法、科研工作方法，毫無保留地將畢生所學傳授給他們。我國第一代核反應堆理論研究隊伍就是這樣手把手帶出來的。朱光亞評價黃祖洽為“我國核反應堆理論的奠基者、開拓者之一”，絲毫也不為過。

　　進入六十年代，國家加大對核武器的研發力度。為了國家需要，黃祖洽再一次“轉身”——從反應堆研究轉向核武器研究，加入到“兩彈一星”的研究隊伍里。

　　1960年，錢三強找黃祖洽談話：“你是不是組織一批人先走一步，探索氫彈的原理?”說干就干，黃祖洽被任命為“輕核理論小組”組長，首先開展氫彈的理論預研。不久，蘇聯回來的何祚庥和一直做核理論研究的于敏也都參加到這個小組中。錢三強當時具體負責主管輕核理論組的工作，黃祖洽、于敏和何祚庥每隔兩三周向他匯報一次工作進展，解決了不少具體卻關鍵的問題，例如需要增加計算機機時、需要增添磁帶等;黃祖洽和于敏也領導有方，按照專業與特長不同，把小組細分成幾個研究小組，每人分管各個小組的工作。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但是黃祖洽回想起當時的情景，都是一群有干勁、有實力的年輕人，“都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大家日以繼夜地從各個角度分別探索著、思考著，又不時在一起討論著突破氫彈的途徑”。

　　為了加強原子彈和氫彈預研工作的聯系，他又接受安排，分出一半時間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職。大家開玩笑叫他“半導體”，因為錢三強先生再三囑咐他：“你要做一個‘半導體’，原子能所的一些什么東西，你可以提供給核武器研究所這邊，但是這邊的工作呢，是一點不能透。”因此，黃祖洽成為了中國唯一同時參加氫彈和原子彈研究的工作人員。

　　“當時我家和兩個工作地點分三地，要花很多時間乘公共汽車來回跑。有時在公共汽車上腦子里也在想著某個疑難問題，而有些問題也確實是在這種場合下，突然得到觸發而想出來的。”氫彈、原子彈，再加上要指導四名學生的畢業論文，“三頭跑”的工作任務之繁重、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黃祖洽像永遠上緊了發條，時時刻刻從不松懈。

　　由于誰也不知道原子彈和氫彈是怎么造出來的，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等老前輩，各自帶領著剛畢業的大學生們，從不同的途徑來尋找突破口，大家一起沒日沒夜地自學，定期分享和討論。資歷不分老幼，常常爭執得面紅耳赤，人人都暢所欲言，天天都演算得廢寢忘食。

　　不計其數的演算，換來一瞬間爆發的絢爛：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兩年零八個月之后，第一顆氫彈又成功爆炸。間隔時間之短，在世界上從未有過。當全國上下為此沸騰歡呼時，最該激動慶祝的黃祖洽卻顯得十分平靜：“搞理論的人，覺得理論上應該是可以成功的。”超脫的冷靜，同時也是過人的自信。正因為有了前期一百二十分嚴謹踏實的準備工作，才會有一百分的“意料之中”。

　　深情寄木鐸

　　還要在講臺上永遠工作下去

　　“我愿意做一個鋪路者，架橋人，永遠和年輕人在一起，我從心底里熱愛他們。”——“功成名就”后，他出人意料地選擇做一名普通教師

　　“兩彈”研制成功、當選中科院院士、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榮譽紛至沓來，功成名就的黃祖洽卻再一次出人意料地“轉身”——前往北師大做一名普通教師。

　　“我愿意做一個鋪路者，架橋人，永遠和年輕人在一起，我從心底里熱愛他們。”這是黃祖洽對教育事業最炙熱的表達，卻絕不是一時興起的選擇。相反，這一次重要的“轉身”，是黃祖洽長期深思熟慮的結果。

　　1969年，在領導完成一種新型號氫彈的設計后，黃祖洽被送到河南上蔡縣的“五七干校”進行“學習改造”。在那里，他播種、收割、養豬、種菜，還干過建筑小工。而就在那段時間，他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工作。“雖然盡力完成了應當完成的任務，但在培養年輕人方面卻做得不夠。”

　　“文革”時期，各大學的秩序被完全打亂，黃祖洽也在科研工作中日益察覺“中國的人才斷層問題很嚴重”。1980年，“兩彈一星”的研究工作基本已獲突破，又趕上北京師范大學新建低能核物理研究所，需要人來承擔教學工作，黃祖洽堅持要到大學里去，于是，核武大家“轉身”成為一名大學教授。

　　如今，“現代物理前沿選講”課堂上，年屆九十的院士黃祖洽仍舊在給本科生授課，這在中國教育界可以稱得上罕見。從1999年所里開始招本科生，他主動要求為大一學生開大課起，這課一上就是十多年。教授給本科生上課，這個普通人眼中的怪現象，在黃祖洽眼中卻不成問題。有記者曾問及此事，老先生像被問了什么不公平的問題，委屈得孩子似的，“我是個老師，給本科生上課有什么奇怪的。”在他看來，這是老師的分內之職，“當教授去講課是理所當然的，當教授不講課就是不正常的。”

　　黃祖洽說，面對大一學生的課堂總是“如臨大敵”。30多年來，他總是積極收集最新信息，一有時間就去圖書館查找相關資料，有時哪怕是為了核對一個年份或一個基本的物理單位，他都要查好幾本書，直到找到確鑿的證據為止。每節課的講義都要仔細地檢查幾遍，每一年都要寫滿厚厚的一本。

　　如果有人以為這樣一位學識淵博的老科學家給學生講課，一定太艱澀枯燥，就大錯特錯了。黃祖洽的長女黃萌回憶父親當時講課的情形，“老爸并不看重分數，而是注意學生是不是真的學懂了?是否對物理學感興趣了?能否提出問題了?有沒有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了?”由于大一新生還沒學習高等數學，黃祖洽就避免使用高等數學，代之以講故事的方式，甚至引用古詩來授課。由此，這門課開出后，許多其他專業的學生參加，甚至也有文科的學生選修，從來不點名的課堂，聽課者多得坐不下。

　　本科生初入門庭，打基礎、培養興趣極為重要，而對于研究生的深入培養，同樣十分關鍵。黃祖洽不僅喜歡教，更善于教。他帶學生有自己的一套辦法：鼓勵興趣，培養習慣，身教重于言教。為了培養學生大膽懷疑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他要教師帶頭提出問題，啟發學生就不同觀點進行討論和爭辯。從1980年進入北師大的第一年開始，黃祖洽就開始帶碩士生和博士生。他培養學生是真正站在尊重學生發展的立場上，站在為祖國培養人才的高度上。“我的學生，我希望他們能取得很好的成績。”這是作為一名園丁對學生最誠摯的期望。

　　回憶起教師生涯，黃祖洽對1982年曾招收的一位博士生丁鄂江印象深刻：“他基礎好、做學問態度好，是個難得的人才。”為此，黃祖洽毫無保留地向他介紹自己的研究經驗和國外最新研究成果。“之后丁鄂江在這個課題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黃祖洽自豪地說。學生從國外留學回來后又回到研究所，師徒二人常一起討論、互相學習、互相啟發，合作編寫了《輸運理論》和《表面浸潤和浸潤相變》兩本書，并合作發表了好幾篇文章。

　　黃祖洽在知識與經驗上總是無私的，同樣是“兩彈”元勛的何祚庥是黃祖洽的師弟，他回憶在求學時期，“(黃祖洽)經常輔導我們低年級同學學習，傳授給我們學習經驗。”核物理學家鄭紹唐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時曾在黃祖洽領導下工作，他說，“黃先生不但手把手教我們具體的計算方法，還結合工作教我們做科研工作的方法。譬如，他告訴我們工作沒有做完，不要把草稿紙扔掉。這句話聽起來很平常，但我們在以后的實際工作中卻獲益匪淺，受用終生。”

　　名師出高徒，黃祖洽的許多高徒也成了名師。他所培養的許多博士，都成為了能獨當一面的研究人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的自己也可以帶博士了，繼續在各地為祖國建設培養著人才。“比如馮世平，他是八六年研究生畢業，到現在為止，20年一直堅持研究一個方向。我鼓勵他，你再做10年，做出更好的成績。”看到自己的弟子開枝散葉，黃祖洽頗感欣慰。

　　“杏壇二三子，起舞亦婆娑”是黃祖洽自題詩《述懷》中的兩句。談起給學生上課，黃祖洽說，“每當上完一節課，看到我的學生緊皺的眉頭解開了，眼睛里的疑惑不見了，聽到他們激烈的討論，嗅到空氣中濃厚的學術氣息，我都會感到莫大的快樂。”

　　如今，耄耋之年的黃祖洽依然認為重任在肩，“教書育人培養人才是一輩子的事情，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會繼續做。”多年來，黃祖洽數次被評為北京師范大學最受學生喜愛的“十佳教師”，還曾多次被評為北京市師德標兵，不正是對“師者”黃祖洽這一“轉身”最大的肯定么?

　　何須繪麟閣

　　做人當如花之君子，求學要下實的功夫

　　“要學著去做一個老師，行為應該被社會所規范。”——他對北師大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有自己的理解

　　“我到現在為止還覺得自己是個學生，還不斷在學”，這是黃祖洽常說的一句話。《三雜集》是黃先生出版的一部書，所謂“三雜”即“八十雜憶”“雜文”和“雜詩、詞、聯”。他在“八十雜憶”這部分寫道：“我從12歲開始離開家，有相當一段時間里心理上總覺得自己還是12歲，沒有意識到在不斷地長大。”印證了他覺得自己現在還是學生的心態。在流轉離徙中，黃祖洽度過了他的求學生涯。然而，從那時起，他就在內心就埋下了深深的“教師”情緣。

　　1937年，小學畢業后念了半年私塾的黃祖洽回到長沙讀中學;暑假即遵父命，赴南京考取了中央大學附屬五年制中學。不料“七七事變”發生，南京岌岌可危，還未入學的黃祖洽只得離寧返回長沙。1943年，奔徙不定的中學生活結束了，黃祖洽為投考渴慕已久的西南聯大物理系，又一次選擇了長途跋涉。他經贛縣、貴陽、重慶、西昌，輾轉一年方才來到聯大所在地昆明，遂獲錄取。在這一路上，黃祖洽走過窄峭兇險的“掉死崖”，睡過痛癢難眠的“臭蟲床”，還做過一個學期川滇西公路局子弟小學的代課老師……奔走在求學之路上的黃祖恰當時也許沒有想到，37年后，教師真的成了他的職業。

　　“我所走的道路就和教師有著緊密的聯系，尤其是中學時期教過我的汪際虞、周毅、蔡希歐等幾位老師。”黃祖洽回憶汪老師給他批改的作文，“頁眉、頁腳處，老師或刪、或添，或鉤、或劃的筆跡，仍然清晰可見。”評語中，老師不斷鼓勵他、不斷將他從消沉的意志中拽出，“就是這些話語給了我很大的信心，以后每當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難時，都感到身后有一雙充滿鼓勵的眼睛注視著我。”

　　黃祖洽的那些老師們用敬業與博愛讓黃祖洽認識到：“教師這個職業對人的一生有著多么重大的意義啊!”

　　王竹溪教授是黃祖洽在西南聯大時的物理系教授，在教分析力學時，王先生向黃祖洽介紹了一本法國人寫的書，但是黃祖洽不會法語，于是王先生鼓勵他自學，還借了一本《法語語法大全》給他，教了他基礎的讀音和拼法。復原遷校回北京之后，王先生見黃祖洽飲食不適身體太弱，常把黃祖洽叫到家里“開小灶”。亂世漂流求學的經歷讓黃祖洽養成了“不求人，求諸己”的獨立性格，而亂世中老師的關心愛護卻讓黃祖洽多了一分博愛溫暖。

　　在所有師長中，彭桓武是特殊的一位。二人亦師亦友的情誼一直被廣為傳誦。彭桓武只比黃祖洽大九歲，黃祖洽投入彭桓武門下時，年僅34歲的彭桓武已是國際物理學界的知名學者。他常常邀黃祖洽在清華園一邊散步，一邊討論，從學術問題聊到留學點滴，暢所欲言，無所不談。許多想法就從散步討論中萌發，回去后經過實驗論證，得到科學的新發現。黃祖洽的碩士論文《氟化氫分子的一個量子學力學計算》，就是這樣“散步散出來的”。

　　畢業后，黃祖洽與彭桓武從師徒變為戰友，共同投身到核反應堆的理論研究工作中，都成為我國核反應堆理論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2006年10月2日，一場空前的祝壽儀式讓世人驚嘆。乍一看，似乎在舉辦一個高端學術會議，朱光亞、彭桓武、何澤慧、于敏、陳能寬、何祚庥……五十多位中科院院士同時聚首。更引人注目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許多年來從未同時出現過的楊振寧、李政道首次“破冰”共坐一排，和祝壽儀式的主角談笑風生。原來，全國最知名的物理科學家們相約前來，是為祝賀共同的老朋友——黃祖洽先生八十壽辰。他們或是老同學，或是老戰友，藉此機會敘舊。大會現場，黃祖洽語重心長地說：“我的心態始終是個學生。在座的不管年長的還是年輕的，在和他們的交往中總能學到很多東西。”

　　與任何人打交道時，黃祖洽都懷著這樣謙遜的態度。他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我還是一個學生”，總是去發現別人身上的長處。他說：“我當教師的時候，也很注意向學生學習，而且我覺得要做好教師，不學習是不行的。”

　　然而有很長一段時間，黃祖洽總會被問起這樣一個問題：與“兩彈一星”元勛的榮譽失之交臂，是否覺得留有遺憾?“不是因為可以當功臣，我才去做這件事。它是國家的需要，也是我個人的興趣。”黃祖洽的回答總是平靜如水。基于這種謙遜的態度，黃祖洽對北師大的校訓有著自己的理解：“‘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一般理解為我的學問要當別人的老師，我的行為要做社會的模范。但是我的理解是前面‘學’字是個動詞，要學著去做一個老師，‘行為世范’是說行為被社會，被‘世’所規范。”

　　黃祖洽鐘愛蓮與蓮實，贊蓮的高潔，感蓮實的苦與濟世。他曾經為母校寫下過這樣一副對聯：“做人當如花之君子，求學要下實的功夫”，在自題詩《述懷》中也說“山花今爛漫，何須繪麟閣”。這不正是他自己的真實寫照嗎——淡泊寧靜，不忘濟世。

　　“曾為攻關奮戰苦，又與后輩鋪路勤”。嚴于律己，厚以待人，謙虛謹慎，淡泊名利的共和國“兩彈元勛”黃祖洽，歷盡人世滄桑后，將自己的人生夢想澆筑在杏壇之上，熔鑄于祖國的強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里，自己甘愿平凡，這在當下本身就是最不平凡的精神。

　　(人物簡介：黃祖洽，理論物理學家。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市，194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50年該校研究生院研究生畢業。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主要從事核理論、中子理論、反應堆理論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和設計的主要學術帶頭人之一，積極參加和領導了中國原子彈理論的研究工作，對中國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設計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學試驗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