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談判落幕

　　長達12天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并未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不過，在專家們看來，大會的爭議、收獲大小只是戰術性問題，重要的是各國能從中吸取教訓，并為此堅持不懈地作出努力。

　　11月23日晚，第1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經歷了長達12天的艱難談判后，終于在波蘭華沙落下帷幕。

　　然而，一波三折的經歷并未換回令人滿意的答卷：發達國家極力推卸歷史責任，對于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并未給出時間表和具體數額；對于建立損失損害補償機制，也缺乏實質性承諾；日本等個別發達國家甚至出現了減排目標嚴重倒退現象……

　　這不免給未來幾年的全球氣候談判之旅蒙上了一層“霧霾”。

　　不過，11月25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剛剛從華沙會場歸來的中國代表團顧問、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對此次會議所作的評價，卻讓記者多少有些意外。“我們不要只關注爭議、收獲大小，這僅僅是戰術性問題，它會掩蓋掉氣候變化談判的實質與初衷。”

　　命運多舛

　　“雖然這次會議不是沒有收獲，但也不能指望它開啟突破性的進展。190多個國家通過協商一致的辦法達成共識談何容易。”經過近兩個星期的緊張談判與舟車勞頓，已過古稀之年的杜祥琬聲音中略帶疲憊。

　　“重要的是世界各國要善于從應對氣候變化和氣候變化談判中吸取一些教訓，并且堅持不懈地作出努力。”杜祥琬說。

　　實際上，這樣的努力從未間斷。如果從1994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正式生效開始計算，各國關于氣候變化的討論已走過了近20年。然而，縱觀氣候變化大會的發展歷程，只能用命運多舛來形容。

　　“沒有一屆會議是順利的。今年出現這樣的狀況一點都不驚訝，這幾乎已成為常態了。”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向《中國科學報》記者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是談判的基礎和前提，但多年來它的意義被不斷弱化。“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一個強制性的手段去約束發達國家的行為。”

　　與此同時，此次會議在時間節點上的特殊性也不容忽視。“發達國家剛剛度過了經濟危機。如果此時讓它們出錢解決問題，多少有些強人所難。”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王錚向記者指出了這一現實困境。

　　追逐共贏

　　在杜祥琬看來，氣候變化談判盡管困難重重，但多年來各國始終“不離不棄”。

　　“現在的情況是，若想實現共贏，短期內還做不到，但如果無為而治，又誰都輸不起。”杜祥琬表示，目前我們太過聚焦于氣候談判的爭議和收獲大小，反而忽略了戰略性問題的關鍵意義。“要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質是推動全球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是全世界都必須深刻認識和探索的重要方向。”

　　他告訴記者，不僅是發展中國家，包括美國等在內的發達國家也必須轉變發展方式。“美國的確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其發展方式無法推廣。”

　　據介紹，美國人口占全世界的4.5%，可每年消耗了全球約20%的能源。如果全球人均能耗都達到美國的指數，就需要至少4個地球的能源來滿足人類的發展，這無疑是一種災難。

　　杜祥琬認為，一定要透過氣候變化談判的表象看到它深刻的根源。“人類需要節能并不斷尋求新能源。唯有實現能源革命，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吵完了架，還得握手。”杜祥琬反復強調，國際氣候談判的最終出路必然是一個合作共贏的局面。

　　王錚也認為，雖然目前各國在減排的氣候變化倫理學上還未形成共識，但長期以來的“斗氣”局面很可能在一兩年內得到扭轉。“氣候變化不會給人類過多的爭斗時間，它是大家都無法回避的現實。過多的猶豫只會招致大自然更沉重的懲罰。”

　　中國答卷

　　“多年來中國為什么如此認真地對待氣候變化談判？這絕不單純是應對國際輿論壓力或為了談判而故作姿態，這是一種內在需要。中國需要減排和轉變發展方式，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杜祥琬表示。

　　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主要還是化石能源。過多的能耗帶來了兩方面后果：除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外，還向環境中釋放了很多污染物。從某種程度上看，溫室氣體與污染氣體同根同源。

　　“中國內部的環境容量已經不夠，如果再不減少排放，我們還怎么呼吸？做這件事就是為了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杜祥琬直言不諱地說。

　　為此，他建議，未來應更加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和改善環境的關聯性、協同性和一致性，以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此外，中國政府在此次會議上發布的《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也引來多方關注。“《戰略》在這次大會上獲得了非常正面的反響。”杜祥琬介紹說，這是國家諸多部門兩年多努力的成果，與過去相比，它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方案和認識。

　　“‘適應’的核心思想就是理性面對并正視氣候變化的新現實，然后作出積極應對。”齊曄表示，未來國家會逐步把相關問題整合納入到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工作當中，真正落實減緩與適應并重的氣候應對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