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資源和氣象災害的內在聯系

　　專欄作者、81歲的林之光先生認為，自己一生學術研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便是在“氣象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方面開始了系統研究。自本期起將開啟“中國氣候影響傳統文化”系列，記述林之光在此方面研究的5次認識飛躍，把純氣象學范疇擴展到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交叉領域。

　　■林之光

　　我于1959年從南京大學氣象系氣候專業畢業，被分配到中央氣象局從事科研工作。有幸能一輩子主要從事中國氣候方面研究工作直至現在（其中僅1991—1994調任《中國氣象報》總編輯）。

　　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關于中國氣候研究的重點有了重大變化，因為我發現中國氣候不僅影響我國植被、農業和經濟建設等物質層面，而且通過人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影響到民族文化，即精神層面。因此開始重點研究中國氣候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把屬于自然科學的氣象學和屬于社會科學的中國傳統文化聯系起來，用氣象學知識解釋、分析和歸納總結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開創了一片小小的科研新天地。

　　總結我過去58年的中國氣候研究工作，共有5次認識上的飛躍，相應我研究中國氣候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5個層次。

　　我國位于溫帶和亞熱帶緯度，盛行大陸性季風氣候。主要氣候特點是冬冷夏熱、冬干夏濕，季節變化特別鮮明、極端。原因是因為我國冬夏季節中盛行的是兩支方向基本相反的季風氣流，它們分別來自北半球寒極西伯利亞內陸（冬季風），和廣闊、暖熱的太平洋和南海、印度洋（夏季風）。再加上我國幅員十分遼闊，緯度又居中，因此南北方不僅干濕不同，而且雨旱季節類型也大體相反。氣候的劇烈時間變化和空間變化，它們共同深刻影響了我國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一方水土（氣候）養一方人”，這就是我國傳統文化鮮明區別于世界其他各國的主要原因。

　　我的第一次認識飛躍發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主要內容是，在初步掌握了我國氣候的主要特點和規律后，進一步認識到，與世界同緯度相比，我國氣候兼有大利（豐富氣候資源）和大害（大范圍重大氣象災害）。它們主要都是我國大陸性季風氣候所帶來，對立統一地存在于大陸性季風氣候之中。它們之間只有“一步之遙”。因為大陸性季風氣候不是一架機器，它運行正常就是氣候資源，運行不正常就會造成大面積重大氣象災害。

　　我國大陸性季風氣候的主要特點是什么？

　　如果用簡單8個字，就是“冬冷夏熱，冬干夏雨（南方是夏多雨冬少雨）”。這是因為，冬季風從內陸西伯利亞南下，寒冷且干燥；夏季風從南方海洋北上，高溫且多雨。我國一切主要氣候特點和規律，氣候資源和災害，大都由此而生。

　　這種大陸性季風氣候于我國有什么大利？

　　主要是，第一，由于我國夏季熱量豐富，因此春種秋收的一年生喜熱高產糧棉作物分布緯度之北，世界上數一數二。例如，東北幾乎全境都可種喜熱高產作物水稻、玉米；新疆棉花畝產可高達100公斤，總產量甚至占了全國的一半。而冬冷對它們并無影響。第二，我國雨水大部下在光照和熱量最豐富的夏季（雨熱同季），水分、熱量和光照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好鋼用在了刀刃上。相反，同緯西歐地中海周圍地區，雨季在冬，夏季是干季。這樣，光、熱、水資源便都得不到充分利用。更重要的是，第三，在世界南北回歸線附近的15°～30°緯度帶上，由于高空有副熱帶高壓帶持久控制，天空云消雨散，凡大陸久之都成為了沙漠（稱為“回歸沙漠帶”），例如北半球撒哈拉大沙漠、阿拉伯大沙漠，南半球澳大利亞大沙漠，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等（南北美洲由于該緯度上陸地寬度較窄，沒有形成沙漠但仍有干旱和半干旱地區）。唯獨我國南方和相鄰的南亞地區，由于夏季風送雨，硬是在這沙漠帶緯度大陸上，制造出了一個“大綠洲”。大陸性季風氣候之利我國，可謂大矣。

　　我國大陸性季風氣候的大害，主要可歸納為“旱、澇、風、凍”四個字。我國大范圍旱澇主要是由于夏季風雨帶在大陸上季節性南北進退移動不正常所造成。凍，是冬季風即冷空氣南下造成的低溫和冷害，如東北夏季低溫冷害；華北、長江中下游地區春秋季低溫（早晚霜凍、早稻爛秧、晚稻寒露風），華南冬季熱帶作物的寒害等。較大面積風災則主要是與冬季風有關的寒潮大風，以及與夏季風有關的臺風等造成的。所以說，正是給我們帶來了豐富氣候資源的大陸性季風氣候，也同時給我們帶來了我國的主要氣象災害。

　　下面具體舉出兩例我國大范圍氣象災害。

　　第一個例子是關于冬季風造成的霜凍災害的。1953年4月10—12日，華北地區冬小麥剛剛拔節（不耐0℃低溫），一場特強冷空氣（冬季風）南下，最低氣溫普遍降到零下1℃～3℃，局部零下3℃～5℃。大范圍霜凍使當年僅冬小麥一種作物就減產50億斤，嚴重影響了當時國家糧食供應。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同年8月1日簽署命令，把氣象部門從軍隊（軍委氣象局）轉建政務院（國務院），成立中央氣象局。天氣預報開始向社會公開發布，同時為經濟建設和軍事建設服務。

　　第二個例子是關于夏季風異常造成旱澇的。例如，在正常年份，北上的夏季風雨帶在6月中旬到7月上旬在江淮、江南地區停留，形成當地梅雨季節；7月中旬雨帶開始北上華北、東北，江淮、江南便進入一年一度的伏旱季節。但1931年，夏季風雨帶北上過程中反常地長期停滯江淮、江南，梅雨期特長，淹沒農田5000多萬畝，武漢被淹3個月之久，共死亡14.5萬人，災民2800多萬人。相反，1959年梅雨期特短（空梅），江淮、江南地區出現幾十年不見的大范圍嚴重干旱，也使我國糧食嚴重減產。

　　實際上，我的這次認識飛躍是有原因促使的。這就是，上世紀60年代初我從文獻中查到，上世紀40年代，國際上地理決定論者正是以冬冷夏熱使人不適為由，把我國劃為“最多二等強國”。這個結論深深刺傷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把它視為“國恥”。但我找遍文獻，又找不到正面批判它們的論文或書籍。最多只說到冬冷夏熱氣候“可以振奮吾民族之精神”。于是我開始了對這個問題的漫長思索。

　　事情轉機發生在1963年初，我寫了一篇1300多字的文章，題目叫《談談我國的嚴冬》發表在《人民日報》1963年1月19日。寫這個題目必然要講到冬冷的許多不利，可是特別是在當時情況下，又不能全講不利。心想，即使一時找不到直接的有利，也要找些間接有利。因為按照“一分為二”的觀點，嚴冬也應該有它有利的一面。于是，在文章的最后寫了這么一段話：“應該怎樣來全面評價冬季風呢？我們知道，在夏季里，海陸之間的熱力差異造成的是偏南的夏季風。冬季風雖然縮短了我國農作物的生長期，使喜熱作物分布區南移，但從海洋上來的夏季風，卻給作物在旺盛的生長季節帶來大量的雨水，使我國的大部地區成了富饒的米糧之川。”

　　這樣，我就從理論上揭露了地理決定論者孤立、靜止、偏面、表面地看問題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所以他們雖然根據的是科學事實，但得出的卻是錯誤的人文結論。

　　我的這個飛躍認識，使我對我國氣候的認識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即建立了冬夏季風之間，和氣候資源、氣象災害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解釋了“（季）風調雨（水）順”成語的科學道理，以及我國農業豐年和災年所以能無過渡地轉化、劇變等的哲學原因。

　　這一次的認識飛躍，也是以后4次飛躍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