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院士：我為什么做科普？

做事情分有心栽花和無心插柳兩類，我做科普是從無心插柳開始的。 從1980年代后期起，我當了五屆“兩會”代表或者委員，每年開會我都呼吁國家要增強海洋意識、制訂海洋國策，引來了媒體向我約稿在報刊上發表， 我當然求之不得。1990年代開始，又有干部培訓班來約我講海洋，還有到各種學校去作報告，宣傳海洋知識，號召向海洋進軍，這些也都可以整理成文字發表。幾年之后回頭一看： 這不就是在做海洋科普嗎？

至于“有心栽花”做科普，那已經是新世紀的事了。 記得一次開會紀念《十萬個為什么》出版多少周年，人人都說好。我說好什么呀，這套書是“干”的，壓根就沒有海洋。當時會上就將了我一軍：“那你就來編一本海洋卷”。我接下這根令箭，還真干了起來。 《十萬個為什么》這套書的關鍵是把問題出好：真的是孩子問大人、而不是老師考學生的問題——這也是我編書的切入點。所以說，主編“十萬個為什么· 海洋卷”，是我 “下海”做科普的標志。

對于老師來說，科普和教學之間很難劃界限。兩者的不同是教學有固定的要求，學生必須掌握哪些知識；而科普無所謂要求，你愛聽不聽。至于課堂講解的方式，其實和科普沒有嚴格區別，上課用科普的語言講，比虎著臉講效果更好，關鍵在老師會不會。同樣的原理也適用于教材， 如果教材在形式上也像科普書那樣活躍，會更受學生歡迎，國外有很好的先例。我們編的教材《地球系統與演變》，是20年講課的積累，也想走這條路。經過加工提高，包括插圖的改進，出版后受到歡迎的程度超過預期。書中有幾段內容，直接被刊物拿去當科普文章發表，使我們深受鼓舞。

去年我的《深海淺說》出版了，那才真的是科普書。最初只是和出版社約定，在干部培訓基礎上寫一本海洋讀物。后來覺得這類教材式的讀物已經不少，何不另辟蹊徑，來一本有深度的高級科普？

我國出版界的通病在于 “抄”。中文科普質量不夠高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一手貨， 都是二手、三手以上的轉手貨。源頭幾乎都是英文，第一個人翻錯了大家都跟著錯。深海科學在我國是個新領域，這種現象更加嚴重。實際上深海也是科學界進展最快的領域之一，許多新發現、新問題都足以引起社會興趣，都有巨大的科普潛力，都要求有人直接從新近的國際文獻引進。

再有就是科普介紹的深度。通常的科普文章只講發現的結果，不講發現的過程。其實有用的不僅是發現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發現的——這又是中文科普文獻的另一個弱點。原因不難理解，因為寫過程就要去追蹤源頭，不是靠簡單的抄寫或者翻譯就能了事的。因此，做科學研究的專業人員，有著做高質量科普的天然優勢。

這些也就是我寫《深海淺說》的出發點。既然深海是我的專業，我也就有責任把深海的趣味、深海的麻煩都告訴社會。“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假如你不甘心當“百犬”，那就得從源頭去追這個“形”。我這一追還真嚇了一跳，比如說“阿爾文號”深潛發現深海熱液的過程，國內幾乎所有的文獻都說錯了，說是深潛下去偶然發現的。其實故事沒有那么簡單：1977年地質學家去找黑煙囪的航次，沒有找到煙囪，倒是意外發現了熱液生物群； 1979年生物學家組織了專門去找熱液生物的航次，反而發現了黑煙囪，這種錯位非常有趣。也許你會說差這點細節并不重要，殊不知正是探索過程里的這種細節，可以給后人如何做研究的啟發。

科學家自己動手做科普不但有優越性，而且也有必要性。科學是分“科”的“學”問，隨著發展學科越分越細，于是出現了兩種可能： 一種是隔行如隔山，各自躲在象牙之塔里自娛自樂； 一種是學科交叉，在交叉領域里點燃新的火種，更好地發熱發光。為了交叉，你必須把自己的學科說得別人也能懂，而這恰恰是國內科學界的短板。再說，科學家也有責任向社會匯報，向納稅人匯報：你在做什么，做了有什么用。

前十年，我們全國三十個實驗室合作完成的“南海深部計劃”，是我國海洋領域最大規模的基礎研究計劃。在開總結大會的時候， 我們要求所有的報告人，爭取用記者聽得懂的語言介紹自己的成果。作為大計劃的負責人，我那天的總結報告題目就是《南海演義》，試著模仿章回小說的口氣，來講述3000萬年來南海的前世今生。

因此，用科普形式表達科學成果，不是降低、而是在提高科學水平。過去有一種誤會，以為講得越深說明水平越高，而“深”的標準就是不容易懂。 事實正好相反，科學家只有理解透徹，才能夠用簡單的語言表達。真理是簡單的，如果確實融會貫通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就怎么講怎么有道理。反之，轉彎抹角地自圓其說，只能一字不漏念稿子的科學觀點，往往不見得是真理。站在學術的高處看， 科學的研究和普及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應當無縫連接。

科學的源頭創新，要求有文化土壤； 而中國科學家能夠依靠的，首先是從小培養他成長的華夏文化。源頭創新和一般性的科學進步不同，往往要從科學之外得到啟發，這就是文化。 牛頓的蘋果、阿基米德的澡盆，都不屬于科學范疇，而創新思維就從那里萌芽。反過來，科學創新一旦實現，又會對文化進行反哺，成為社會文化進步的推動力量。

從社會的角度看，有些大科學家科普的成就，可能比研究的貢獻影響還要大。 海洋生物學家卡遜寫的科普作品《寂靜的春天》，喚醒了世界的環境保護意識，成為半世紀來可持續發展運動的先鋒。物理學家伽莫夫享譽全球，但大家知道最多的是他的科普作品《物理世界奇遇記》，而不是他參與創立的宇宙起源理論。

我國的科學界，本來就有文理兼修的優良傳統。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趙元任，你沒法說他究竟是物理學家還是語言學家；我國地質學泰斗尹贊勛，1940年親自編寫過中國地質學會會歌“大哉我中華”。 當前我國文理分隔的局面，是培養創新人才的一大障礙。有鑒于此，我在朋友們的支持下，兩度在同濟大學開設了“科學與文化”的大課，課程本身就是集教育與科普于一身。尤其是到了今年，通過網站為媒，直接進入了社會科普的領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社會效果。

科學在中國發展到今天，面臨著兩個轉型：一方面在國際上要從發展中國家的原料輸出型，轉為發達國家的深加工型；另一方面在國內，一個作為進入小康的社會，也正在轉化為科學普及型。我們高興地看到，科普正在變成新的消費需求，新興的科普產業提出了更高的質量要求，從一個新的側面推進著科學與文化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