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國家科技計劃項目將推行“法人責任制”的報道頻頻見諸報端,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科技界對這一暗含著“收權”意味的改革舉措,議論頗多:有人認為是大勢所趨,也有人認為是不得已而為之;有人認為會大幅提高科技投入產出比,也有人擔心會蹈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惡性循環。
法人責任制的意圖很明顯,即充分發揮項目(課題)承擔單位在國家科技計劃以及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過程管理中的組織、協調、服務和監督作用。對于這一良好愿望,幾位科技界人士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卻不甚領情。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王錚表示,雖尚不了解這一政策的具體情況,但“從理論上講,科研活動是創新過程,管得太死不好”。
如果是收權管理,王錚比喻說,很可能像毛澤東當年評論秦始皇的話那樣,“好處是統一,壞處是統死”。
作為一線科研人員,中科院地理資源所研究員于秀波認為,在科研項目實施中,過于復雜的管理過程是有問題的:增加管理環節,對科研人員意味著在事務性工作上要消耗更多精力,從而導致科研時間減少。
中科院地理資源所區域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彥隨有類似擔心,多一個環節,可能會滋生新的矛盾和問題,影響項目的完成質量和效率。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李俠則認為,法人責任制真正出臺后,意味著PI(課題組長)權力將受到制約。而這一制約,能否提高PI的工作質量,“尚存疑”。相反,“法人責任制”會增大交易成本,為更多的資金“尋租”提供可能。
劉彥隨表示,“法人責任制”可能會影響PI的能動性,導致創新力量的衰退。“還是應減少行政力量的過多干預,最應做的是把干預變成服務。”劉彥隨建議稱,“‘法人責任制’可以在項目咨詢、服務、鼓勵、協調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毋庸置疑,“法人責任制”所指向的,正是當前科學界普遍實施的“PI制”。
據了解,PI制源于“二戰”后美國政府大幅增加科研和工程開發資金投入的年代。其核心不是向每個已有研究單元多增加資金投入,而是向擁有優秀科研想法的個人發放一筆基金。PI制的優勢十分明顯,小數額、大數量的基金可以優化對科研的總投入,讓更多人的創造性思維獲得支持。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李俠認為,PI制在國外已經實施幾十年,“很成功”,而引入國內剛十多年,就“變了形”。李俠進一步分析指出,最集中的體現就是PI制背后蘊涵的集權模式,“很多大學的PI幾乎不聽任何人意見,認為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時,PI制導致了不少科技富翁的出現,并造就“贏者通吃”的局面。李俠稱,“有些人大小項目都參與,占用太多資源”。
據李俠分析,法人責任制的目的大概有三:其一,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十一五”期間,國家投入大項目3000多項,但過去5年,顯著成果所占比率并不理想,甚至遠遠低于社會“風投”的20%;其二,把監督責任分解到PI本身所在單位的法人機構,有分擔監督責任的目的;其三,防范PI制導致的其他負面問題。
“法人責任制這一新的策略,是期望至少對所存在的問題有所制衡,應該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李俠表示。
李俠認為,從長遠看,要真正提高中國科技資源使用效率,應讓研究者依靠自身業務水平,通過公平競爭,讓學術市場來配置資源。他表示,管理部門的責任除了盡量簡化程序,只需制定學術上的規則。作為“巡夜者”,管理部門不能自己來分配資源,否則就成為“設租”者,創造了“尋租”機會。
李俠向記者描述了一個按專業排名優化資源分配的設想:在行業進入前2000名的,可以不選擇申報項目,國家每年直接撥付科研資金。其中也可以劃分幾個檔次,排名檔次靠前的可以得到更多資助。這樣一來,各方面可以節省很多精力,安心做一些持續性的優秀科研題目。當然,如果有些研究者覺得自己很出色,想承擔更高風險項目,比如“973”項目,則可以退出這2000名序列,另去申請。
異曲同工的是,于秀波認為,把資源分給法人,實現預算制,肯定是以后的方向。
除了簡化項目申報程序,劉彥隨認為,還應注重連續、滾動支持。
而對于監督,李俠認為,“公開”是最有力的方式,其他任何方法監督成本都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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