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淼教授：“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研究與研究范式變革”

　　洪永淼 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分析、金融計量學、中國經濟、統計學。部分論文發表在Annals of Statistics, Biometrika, Econometrica, JAS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B,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4—2020年連續7年入選Elsevier經濟學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

　　摘 要

　　40年來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需要對中國經濟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凝練中國經濟發展規律，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科學分析框架，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這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廣泛共識。為了完成這個“時代命題”，我們亟需進行研究范式變革與研究方法創新。本文基于文獻計量的分析結果，勾勒過去10年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的演進過程，闡釋凝練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重大意義，討論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必要性、可行性與迫切性，提出增強中國經濟學研究規范性與科學性、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交叉性與系統性的具體建議，包括重視中國經濟基礎數據搜集與經驗典型事實挖掘、加快跨學科交叉融合發展、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等，以實現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經濟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統一，提高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關鍵詞：中國經濟學；研究范式；定量分析

　　1 凝練中國經濟發展規律：一個共識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并沒有遵循某類既有的運行模式，也沒有遵循某個成熟理論框架預先設計出的改革路徑，而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依靠億萬中國人民的首創精神與艱苦奮斗，不斷進行調整、改革、創新，創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學“在發展理念、所有制、分配體制、政府職能、市場機制、宏觀調控、產業結構、企業治理結構、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等重大問題方面提出了重要論斷”^[1]。中國經濟學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模式為研究對象，以總結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為主要內容，以構建中國經濟學原創理論體系為根本任務。這一點已經在國內經濟學界形成了廣泛共識^[2]。

　　中國經濟學具有獨創性和一般性兩方面特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漸進式改革路徑選擇、國企改革與非公經濟發展、政府和市場“雙引擎”等，都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獨特現象，具有實踐的成效和理論創新的亮點。中國經濟學家至少可以在四個重要領域實現獨創性理論突破，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政府與市場關系、超大型經濟體與數字經濟的效應疊加^[3]。我們需要運用科學方法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涌現并成功解決的重大經濟問題進行系統分析，更重要的是，需要在獨創性理論成果的基礎上總結、歸納、揭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毫無疑問，由于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歷史文化等因素，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強烈的“中國特色”。同時，我們也需要從“中國特色”中發掘共性內容與本質聯系，構建一般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使中國經驗成為具有深厚學理基礎、可借鑒、可復制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樣才能泛化中國經驗并提升中國經濟理論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重視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研究有其必要性與重大意義，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40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長期穩定持續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奇跡，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巨大成功肯定是有規律可循的。首先，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而言，只有充分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發展邏輯，將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上升到一般學科規律的理論，才能以此為指導，更好地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繼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其次，對當代經濟學理論體系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成功實踐不斷拓展了當代經濟學研究范疇，更超越了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范疇，總結中國經濟發展規律將大大豐富當代經濟學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解，推進人類社會科學理論知識的前沿研究。最后，對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提煉和泛化中國經濟發展規律是中國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大貢獻，將能夠指引廣大發展中國家成功實現經濟起飛，縮短“南北差距”，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學者一直扎根中國經濟改革實踐，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問題，“本土化”研究的濃厚底色從未變化，研究成果取得許多重大突破，推動了中國經濟理論的不斷創新。基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科學部“十四五”《經濟科學發展戰略》課題組的研究成果，我們采用文獻計量方法對中國經濟學研究主題進行聚類分析，將2010—2019年發表在中國高水平CSSCI經濟學期刊的論文主題劃分為5大類，即經濟增長、貨幣政策、全要素生產率、國際經濟、公司金融（參見圖1）。其中，有關經濟增長主題的研究一直是重中之重。在2010—2019年發表于高水平CSSCI經濟學期刊的論文中，“經濟增長”作為關鍵詞共出現356次，排名第一。中國學者嘗試從多角度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產生的原因，例如從制度變遷視角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4,5]，從經濟史的視野描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6]，基于要素貢獻率的分解與測算尋找經濟增長的源泉^[7]等。

　　圖1 國內經濟學研究主題聚類（2010—2019）

　　*數據來源：CNKI，由廈大—中科院“計量建模與經濟政策研究”基礎科學中心和計量經濟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廈門大學）整理。

　　凝練中國經濟發展規律是時代賦予中國經濟學者的重大命題，也是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富礦”。為了完成這一“時代命題”，我們需要進一步從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提取理論共性與一般規律，產生具有國際學術影響力的原創性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尤為關鍵的是需要采用科學的、與時俱進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2 中國經濟學研究范式變革與研究方法創新：一個關鍵

　　自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來，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隨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隨實踐需要而不斷深化，隨學科演變而不斷進步。從早期以歷史分析、邏輯分析、定性分析為主，到現在以定量分析為主，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定量分析包含以數學為基礎、使用數理分析工具的理論研究和以數據為基礎、使用統計推斷方法的實證研究。數學是邏輯推理的工具，建立在嚴格數學推導基礎上的理論模型能夠保證經濟學理論體系在邏輯上的一致性；實證研究的目標是進行因果推斷，經過經驗數據檢驗的經濟理論與經濟假說才能解釋經濟現實，從而保證理論與現實之間的一致性。這種雙重一致性的存在使定量分析方法成為現代經濟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使模型成為經濟思想的重要載體和經濟理論的主要表示方式，使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類似自然科學那樣嚴謹自洽的社會科學。

　　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需要遵循什么研究范式？采用什么研究方法？中國經濟學界對此問題存在一定爭議，尚未形成廣泛共識。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學研究在定量分析上取得長足進步，極大增強了經濟學研究的規范性，提升了研究質量，同時推動了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2]。

　　我們以“中國經濟學科高水平論文數據平臺”中8本國內高水平CSSCI期刊的論文數據為基礎，將論文中出現的高頻詞劃分為“實證類”“理論類”“政策類”三個類別（分類標準參見表1），然后按照高頻詞的類別將論文研究范式分為七個主要類型：“純實證”“純理論”“純政策”“實證與理論”“實證與政策”“理論與政策”“實證、理論與政策”。例如，劃分為“純實證”類的論文，其題目、關鍵詞和摘要中至少出現了一個“實證類”高頻詞且不含其他類高頻詞；劃分為“實證與政策”類的論文，其題目、關鍵詞和摘要中至少包含一個“實證類”和一個“政策類”關鍵詞，以此類推。按照這個分類標準，我們發現，實證研究正在逐漸成為國內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研究范式：“純實證”論文占比從2000年的7.82%上升到2020年的32.29%，增長了3倍以上；實證與理論相結合的論文（“實證與理論”）增長速度最快，從2000年的0.95%上升到2020年的10.84%，增長超過10倍；有實證結果支撐的“政策”類論文保持穩定增長，在2020年達到3.49%。國內經濟學研究中理論研究的占比不高且增長緩慢：純理論研究的占比從2000年的2.41%上升至2020年的7.95%，增長2倍左右；理論研究中明確顯示有政策相關高頻詞的論文比重一直很低，最高為0.58%（2016年）。國內經濟學研究中的純政策研究占比呈下降趨勢，2020年僅為1.81%，與政策研究相關的論文數量增長緩慢，在2020年達到7.35%，比2000年的3.69%增加1倍左右（圖2）。

　　表1 高頻詞分類標準

　　由廈大—中科院“計量建模與經濟政策研究”基礎科學中心和計量經濟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廈門大學）整理。

　　圖2 國內經濟學論文的主要類型（2000—2020）

　　*數據來源：CNKI，由廈大—中科院“計量建模與經濟政策研究”基礎科學中心和計量經濟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廈門大學）整理。

　　研究范式變革與研究方法創新，特別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合理使用是研究、揭示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關鍵所在。我們從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三個角度闡述其原因：

　　首先，定量分析方法是經濟科學科學性的重要體現。要科學闡釋中國經濟發展一般規律，必須依靠定量分析方法。40多年來，當代經濟學研究不再主要依據未經數據驗證的理論模型推測經濟行為和解釋經濟現象，而是基于經濟數據（觀測數據和實驗數據等），通過計量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工具，從數據中尋找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特別是因果關系，揭示經濟運行規律，取得了許多重要經驗發現和理論創新。研究發現^[8]，發表在經濟學國際期刊的實證研究論文占比從20世紀80年代的30%上升至今天的50%以上，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出現了“實證革命”（Empirical Revolution）或“可信性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這場研究范式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經濟學的因果推斷，即利用數據和計量分析工具識別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證實或證偽經濟理論或經濟假說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實證革命”的本質是使經濟學研究符合科學研究范式，從而提升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使經濟學能夠通過統計推斷發現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本質聯系，通過實證檢驗剔除錯誤的理論與假說。同時，“實證革命”使經濟學研究能夠更加貼近現實經濟活動，如同一門“社會工程學”，可以通過實證檢驗甄別無效的經濟政策與公共政策，為制定正確有效的經濟政策與公共政策提供科學依據，從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其次，隨著數據資源的快速積累與可獲得性增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具有可行性。實證研究在國內的蓬勃發展，離不開高水平數據庫建設。以《經濟研究》發表論文為例，在2010—2019年中使用率最高的數據庫是《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共有78篇論文使用該數據庫；其次為《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庫，產生了20篇論文（參見表2）。在大數據時代，萬物皆可互聯，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會產生各種形式的大數據，幾乎所有的經濟現象都可以使用大數據來描述。大數據具有規模性（volume）、高速性（velocity）、多樣性（variety）、準確性（veracity）等特征，包含著豐富的信息，為經濟學研究提供大量生動案例和研究素材^[9]。通過對海量大數據的定量分析，可以獲得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揭示經濟現象背后蘊含的一般規律。隨著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為標志的“數據革命”的不斷發展，經濟學中實證研究占主導的趨勢必將不斷加強。由于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的優勢，中國在大數據資源方面與西方先進國家大致處于同一起跑線上，這為中國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和潛力巨大的應用空間，為中國經濟學研究實現趕超創造了歷史性發展機遇。

　　表2 2010—2019年《經濟研究》發表論文中數據庫使用信息

　　*數據來源：CNKI，由廈大—中科院“計量建模與經濟政策研究”基礎科學中心和計量經濟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廈門大學）整理。

　　第三，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一直是制約中國經濟學研究水平的一個“卡脖子”問題，迫切需要進行研究范式變革和研究方法創新，科學使用定量分析方法。雖然國內有關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研究非常活躍，并產生了不少具有深刻思想性和重大實踐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目前聚焦中國問題并產生重大國際影響力的理論成果依然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應用中國數據說明一個西方經濟學一般問題，缺乏從中國問題中抽煉一般經濟規律的研究^[10]。在2010—2019年，以中國內地機構為署名單位、發表在世界5大頂級經濟學期刊的論文共有45篇，其中有關中國問題的論文僅有13篇，占比為28.9%，其中AER 5篇，JPE 4篇，QJE 3篇，RES 1篇。此外，論文的研究合作模式也相對單一，大多以內地—海外機構合作為主。在2010—2019年間由內地學者獨立發表或者內地機構之間合作發表在世界5大頂級經濟學期刊上的中國問題相關論文數量為零。鮮有中國原創性經濟理論為國際經濟學界所熟悉并接受，鮮有在國際經濟學界具有重大學術影響力的中國本土經濟學家^[11]。這其中有諸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采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還沒有跟上當代經濟學發展潮流，需要進行變革和創新。另一方面，濫用、誤用數學模型和計量方法的現象日益嚴重，引起了經濟學界的關注與爭論^[12]。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缺乏對研究問題的全面把握、缺乏對定量分析方法的深刻理解、缺乏從經濟學角度對實證結果進行詳細闡釋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許多論文結論不可靠、政策建議不可行。在實證研究中，我們應避免生搬硬套、濫用、誤用數學模型與定量分析方法，深化對數學模型與定量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假設條件和適用范圍的理解與認識，強化對數學公式和模型方法的直觀解釋和經濟解釋。

　　3 中國經濟學研究思想與方法的統一：一個方案

　　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經濟發展規律，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借鑒西方現代經濟學中一些先進的研究方法，將中國經濟思想以規范的方法進行研究和表達，提高中國經濟研究的規范性；可以而且應當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采用科學研究范式深入分析中國現實經濟問題，提高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可以而且應當采取交叉學科研究方法，不僅實現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研究的交叉，更要促進經濟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叉研究，提高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與系統性。為此，我們提出以下三點具體建議：

　　第一，加快中國經濟研究的“基礎設施”建設，重視基礎數據搜集與經驗典型特征事實（Empirical Stylized Facts）挖掘。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積累了大量歷史事實和經驗數據，對經驗典型特征事實做深入挖掘與梳理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研究的第一步，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凝練與解析中國經濟發展的科學問題。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他整合了包括國民收入賬戶數據、微觀調查數據、稅收數據、商業銀行報告在內的各種數據，花費20年時間與合作者創立“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推動了世界范圍內對于不平等經濟學的研究^[13]。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5·17”講話中這樣評價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他用翔實的數據證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從分配領域進行的，沒有過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問題，但得出的結論值得我們深思”^[14]。在經驗事實方面，中國經濟學有著天然優勢，擁有基于中國經濟實踐的“政策數據庫”、統計與行政數據、經濟社會調查數據、以及海量的微觀個體行為大數據等。系統整理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基本數據，建立完整、規范、開放的數據庫，是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凝練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本前提，是為中國經濟學奠定扎實學理基礎的重要一環，也是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富礦”。

　　第二，推動中國經濟研究的交叉應用研究，加快跨學科多領域融合發展。經濟學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創新既來源于經濟學母體的不斷發展，還得益于廣泛借鑒其他學科的先進經驗，不斷拓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方向。例如實驗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中廣泛使用了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s）、觀測方法（Observational Methods）、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s）等因果分析方法，這是經濟學與自然科學文理交叉的結果，又廣泛地應用于經濟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研究。另一個例子來自金融經濟學，通過文本回歸方法構建投資者情感指數、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等研究人的情緒對資產定價以及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等，這是將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運用于經濟與心理情感、制度法律、歷史文化等因素之間因果關系的研究，從一個更廣泛的理論分析框架研究社會人文學科，開拓了人文經濟學定量分析新方向^[15]。構建中國經濟學，需要特別重視交叉學科與跨學科知識方法。一方面，需要融合哲學、歷史、政治和社會學等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方法，提高觀察經濟現象、凝練經濟問題、深化經濟思想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融合數學、統計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生命科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解釋問題的能力，做到“研究真問題，求得真學問”^[16]。

　　第三，促進中國經濟研究的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借鑒國外先進的研究方法與工具，全面推廣中國經濟發展經驗，提升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學術影響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5·17”講話中所指出的，“對現代社會科學積累的有益知識體系，運用的模型推演、數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們也可以用，而且應該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這些知識和方法時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學判斷力。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毛澤東同志的系列農村調查報告等著作，都運用了大量統計數字和田野調查材料”^[14]。我們要重視借鑒國際上規范的研究方法的使用，特別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現代經濟學中那些先進、有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例如，我們可以在宏觀經濟定量模型中引入微觀主體的異質性和各類市場摩擦來刻畫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市場的不完備性會通過改變異質性微觀主體的最優決策而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17]。我們還可以將政府作為決策主體引入宏觀分析框架，從多維度討論多級政府縱向和橫向策略互動及其形成的均衡結果對于財政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這些都是采用現代經濟學語言描述和分析中國經濟中“中國特色”因素的例子^[18]。經濟學采用數學模型、實證方法等量化分析工具，具有很強的科學性，這些分析方法與工具本身沒有意識形態內涵，可以大膽使用。同時，我們也強調，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發源于歷史與時代、根植于制度與文化、服務于政府與社會，具有鮮明的價值性。因此，中國的經濟學家既要有國際視野，也要有家國情懷，要在熟悉國內外經濟學研究范式和國際語言的基礎上，積極總結、闡釋中國經濟發展經驗，凝練中國經濟發展規律與發展模式，構建原創性、可借鑒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中國經濟建設與經濟全球化實踐提供理論指導，并提升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致謝：感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計量建模與經濟政策研究”基礎科學中心項目（71988101）的資助，以及廈大—中科院“計量建模與經濟政策研究”基礎科學中心和計量經濟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廈門大學）提供的數據支持，特別是鐘秋萍的數據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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