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高領休閑打底衫，微微卷起的衣領上掛著一根簡單的深色軟鏈，鏈子上掛著一把黑色的鑰匙——
這種穿衣風格讓全國政協小組討論會上的衛炳江看起來多了幾分松弛感。
今年是衛炳江擔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以下簡稱浸大）第5年。如果在百度搜索欄輸入“衛炳江”這個名字，檢索出的內容有他對光纖和光芯片研究的講座，有他擔任浸大校長以來與內地高校的合作交流，也有他關于大灣區發展如何做好人文融合的觀點建議。
鮮為人知的是，衛炳江本人的成長經歷其實充滿了勵志色彩。他兒時家境貧寒，出生時父母甚至露宿在香港街頭。盡管如此，他的父母卻并未限制他追求理想的自由，助力他成長為一名杰出的理論物理學家和一位為人敬重的大學校長。
近日，衛炳江接受了《中國科學報》專訪，談及對科教人才培養的看法和浸大正在開展的教育創新。以下為相關采訪內容：
一場本科“無專業”的教改創新
衛炳江在浸大推出了一場教改試驗——“無專業”本科課程，學生不用選專業，而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未來目標，自主選擇學習內容。
《中國科學報》：什么是“無專業”課程？
衛炳江：現在，學生進入大學通常都要選擇專業，我們推行“沒有專業的專業”，希望讓學生來定自己的專業。學生想要解決的全球性重大問題，他來告訴我們。我們會像培養研究生一樣，從這個問題出發，跟他的教授一起決定他學習什么，引導他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比如，有學生希望解決全球水資源問題，我們會為他設計相關的跨學科課程，涵蓋環境科學、工程、政策等多個領域。
《中國科學報》：“無專業”是否等同于跨學科教育？
衛炳江：有關聯，但又有所不同。近年來，教育領域倡導跨學科的概念，跨學科不僅僅涉及不同學科“橫向”融合，也包括面向未來的“縱向”跨越。世間萬物并非一成不變，學科也在演化。比如，20世紀80年代之前，人們不知道生物學和計算機學之間會交叉，但如今計算生物學已經成為一門新的學科。
我們強調本科生跨學科，就是希望培養出能夠引領將來、應對將來挑戰的創新人才。就像美國前總統林肯所說，預測未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創造未來。
《中國科學報》：這樣的教育模式創新會在多大范圍內鋪開？
衛炳江：目前這仍只是一個試驗，不可能向所有學生推行。浸大每年會招生1100多名本科新生，當前只能選拔15人參與。
《中國科學報》：這是拔尖教育嗎？會怎樣選“尖”？
衛炳江：不是選尖，學生要有想法，但不一定“尖”。當然，我希望他“尖”（笑）。重點是，學生個體存在諸多差異，我們期望為他們提供不同的選擇機會。
選拔過程會借助人工智能，如今很多學生都已經接受過人工智能訓練，我們會將科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的知識融合起來進行考核，選拔出最為“最厲害”，用廣東話來說就是“犀利”的學生。
《中國科學報》：那么，15‰的選拔，所有新生都有公平的機會？
衛炳江：這肯定了。你不公平，必然會遭罵（笑）。
《中國科學報》：推動這樣的教育創新，有哪些因素？
衛炳江：幾周前，教育部副部長吳巖來香港訪問時指出，我們國家整體教育水平頗高，但頂尖人才數量較少。這恰恰是當前我國教育和人才培育領域令人憂慮之處。
我相信，教育過程中，大部分學生有著不同的需求。但要培育出頂尖人才，一定要給一些群體提供不同類型的教育。
《中國科學報》：更多學生是否有望接觸到這種教育機會？
衛炳江：我們一直宣揚因材施教，推行多樣化的教育。有了人工智能，相信未來幾年，學習方法會發生巨大變革。我們現行的學習方式源自工業革命時期，比如在香港，大學一個學期為13周到14周，其余時間用于做作業和考試。如果學生很聰明，13周的課程10周就能學會，就可以等待考試拿高分；如果學習能力弱，要20周學會，考試就會不合格。這是“工廠化”的教育概念。
為何會如此？因為老師的薪酬成本高昂。實際上，近代之前，大學教育是有錢人的專屬，中國古代的書院也只有家境殷實者才能就讀，一位老師僅教授幾名學生。如今的大學亦是如此，一位老師難以滿足100名學生的個性化需求。但人工智能的出現將改變這一局面。人工智能如同一位無所不知的老師，學生能夠依據自身興趣向AI學習。
衛炳江。
求學動力重在興趣
衛炳江自嘲是“老人家”，笑言與新生代之間存在“代溝”。他察覺到，與自己年輕時相比，當下香港學生進入大學的機會顯著增多，競爭壓力有所減輕，然而學生求學的動力也大不如前。他強調，唸大學、獲取文憑的關鍵在于追隨自身興趣。
《中國科學報》：可否談談當代香港學生的思想和追求？
衛炳江：首先我是老人家，代溝的問題肯定存在。整體來講，香港是一個高度成熟的社會，教育水平普遍較高，香港沒有一孩的政策，但很多家庭就一個孩子，不少中產對孩子的期望都相當高。但跟我年輕時不同，當時香港整體較窮，大家都在奮力爭取上大學的機會，若不爭取就會錯失。我是1978年進入大學的，當時香港100個同齡年輕人中，僅有兩人能上大學，比例極低，競爭很激烈。
現在，每年有將近四成的高中生能夠進入四年制大學，如果把兩年、三年制專科、副學士或高級文憑一并計算，錄取比例會更高，學生不用太拼就能獲得入學機會。但整體來看，學生對為什么唸大學不是很清楚。他們雖有壓力，因為父母期望他們擁有大學文憑。但拿文憑干什么？他們同樣茫然，唸書的動力、興趣沒有從前的學生那么大。
《中國科學報》：可以分享一下你個人考大學時的情況嗎？
衛炳江：考大學時，我在醫學和物理之間選擇了后者，這一決定讓我的中學老師、校長和我父親都很不高興。當年我家很窮，父母和老師都希望我選擇醫科，因為當醫生收入高，當時普遍被認為是最有前途的職業。他們覺得，學習物理畢業后成為中學老師尚可，但遠不及當醫生有威望。實際上，我當時就有到國外唸博士、從事研究的想法，但那時缺乏相應的氣氛，這樣做的人并不多。
《中國科學報》：你小時候的家境是什么樣的？
衛炳江：我家里有兩個姐妹，小的時候家里很窮，我出生時，父母甚至住在街頭，這不是玩笑話。當時很多人從內地前往香港，找工作非常不容易。
《中國科學報》：后來，你在美國讀了博士，回港做了教授、當了校長。你的父母和中學老師怎么說？
衛炳江：因為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他們不會說他們看錯了（笑）。我老爸他是11年前離開的，他年輕時學中醫，后來打仗，他就來香港，他對當醫師很有興趣，也很希望我當醫生。他說“孩子，你要想想，在一個城市里，搞衛生的人有很多工作，有房子的人都需要搞衛生。但如果你相當市長、想當頭，只有一個位置”。
后來我才明白，他是擔心我去唸博士，將來回香港可能找不到工作。因為我唸大學的時候（1978-1981），香港只有兩所大學，物理教授總數加起來不過30人——香港大學有12人，香港中文大學18人。后來，我們幾個在外國唸博士的同學見了面也會打趣說：如果你在美國唸完書，回香港當教授，看看墻上教授們的照片，你想代替他們中的哪一位？
《中國科學報》：當時的教席是有限制的嗎？
衛炳江：基本上有人數限制，因為香港的教授人數是根據學生人數確定的，學生人數是英國人決定的。所以，如果不努力爭取，你根本沒有機會。
所以，那時候對我老爸來講，他會覺得，我跑去唸物理學，哪里會有工作？他是1932年出生的，國家動蕩的時候來香港，有著難民心態，認為生存下來是最重要的。盡管如此，他們給了我很大的空間，讓我自己走自己的路，我很感謝我的父母。
《中國科學報》：你父母的教育方式對你教育子女也有影響嗎？
衛炳江：影響很大。我用父親待我的方式待我的孩子，我認為只要他喜歡就好，這很重要。
回到剛才的問題，我也是中產，生活不成問題，但我的孩子以及很多香港孩子，他們并不知道為什么唸大學、拿文憑，缺乏學習動力，僅僅是因為父母、老師的要求，或者看到同學這樣做。實際上，拿文憑的重點在于所學內容，要根據自己的興趣來選擇。拿我走過的路來講，我深信應該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中國科學報》：在這方面，是否還有其他案例可供分享？
衛炳江：我給你講講我孩子的經歷。我的孩子在大學唸政治和歷史，我當時還問他唸這些將來能找什么工作。兩年前，他從英國華威大學畢業，你能猜到他在哪里工作嗎？他去了英國航空公司。他畢業后去實習，1200多個人競爭8個職位，他考了第9名。我當時說：“哎呀，選不到你了”。但他說自己面試表現非常好，管理層表示可以破格錄取。我原本不相信，但沒過幾天，他真的被錄取了。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他從小就很喜歡火車、飛機，他感興趣的不是飛機的結構和工程原理，而是飛機型號、航班信息等，他對這些了如指掌。面試時，航空公司認為他對這個工作真的有興趣，就給了他機會。
再比如導演餃子，他是學習中醫的，但沒有當中醫師。他對動畫感興趣，就創作出動畫電影《哪咤》。我覺得最偉大的是他的母親，三年里讓他孩子靠著自己的1000元退休金生活。很多人做事是因為工資，這樣或許能夠把事情做好，拿到A；但很難做到頂尖，獲得A+。傳媒往往喜歡報導成功的例子，當然，不是每一個年輕人都能像餃子一樣成功，這樣的機率可能不足千分之一，但我們需要更多像餃子這樣的人來推動行業突破。
《中國科學報》：所以，從事的工作和所學專業不對口，也并非壞事？
衛炳江：沒錯。你唸完傳媒專業可以從事管理工作，學習人工智能可以投身藝術領域。我很贊同一種觀點：每個孩子都是一朵花，他哪個時候開花、開什么花，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教育的重點是開放和包容。
《中國科學報》：作為校長，你同時還在做研究嗎？
衛炳江：會用空余的時間做研究。我原本覺得理論物理頗具難度，后來發現管理工作更為復雜。我太太曾問我：“你又不需要發文章，為什么還要做實驗工作呢？”我回答說，我不需要文章，但學生需要。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做研究，我會覺得失去自我，我需要通過科研找回我自己（的價值）。
以開放心態辦學
從培養人才、引進人才，到留住人才，再到擁抱新技術，衛炳江都始終強調“開放”的理念。他認為，科研沒有固定的標準答案，需要自主探索；優秀人才會選擇適宜的發展環境，學校應為人才營造良好氛圍；人才流動屬于正常現象，流動才能保持活力；要積極擁抱技術，勇于搶占先機。
《中國科學報》：請談談過去五年香港科教人才隊伍的發展。
衛炳江：過去幾年香港經歷了一些挑戰，但現在于香港，人才引進已經不是問題，在香港工作的教授平均薪資水平較高，而且香港擁有多所優質大學。當前的競爭其實來自內地學校（笑），例如最近在計算機頂尖人才的競爭上，南科大、深圳大學都是我們的強勁競爭對手。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香港和大陸對人才的吸引力有何差異？
衛炳江：現在，國家為吸引人才提供了極具吸引力的條件，尤其是對于有創業意愿的人才。特別是武漢、深圳等地在這方面表現突出。香港在科研論文發表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但在成果轉化方面相較于深圳稍顯遜色。
《中國科學報》：對于培養頂尖人才，你還有其他建議嗎？
衛炳江：整體來講，美國人口僅為我國的1/4，而其培養出來的頂尖人才數量卻遠超我國，這跟中華文化和我們的教育制度不無關系。考試制度是中國人發明的，小中大各類考試都要打分，學生怎么去拿高分？要跟標準的答案一樣！標準答案是誰定出來的？是權威！你根據權威給出的答案就可以了。這對于培養創意思維不友好。比如一個問題可能有三種四種解法，但根據標準答案，你不一定會去想新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以前，我的博士生來自各個國家，其中不乏國內一流大學的學生，但不是每個學生都能掌握科研方法。一些學生過于看重研究成果和答案，遇到不懂的就找我問答案。我告訴他們我也沒有現成的答案，科研需要一起探索，我最多只能分享自己對問題的看法。然而，很多學生對此并不適應，他們覺得“你是教授，怎么可能沒有答案呢？沒有答案還怎么做研究？”國外的科研方法與國內有所不同，我并非認為國內的方法完全錯誤，但我在研究生院的同學思考問題的方式確實存在差異，他們不一定追求標準的答案，而是會自己去找答案。
《中國科學報》：對于高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請談談你的觀點和做法。
衛炳江：首先，良禽擇木而棲。對浸大而言，資金并非首要難題。吸引人才，不光是看高薪與學校聲譽。學校文化、發展空間以及管理層理念與人才的契合度至關重要。一個富有創新思維的人才，必然不會青睞管理層因循守舊的學校。故而，學校管理模式與理念的先進性在吸引人才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最近，我們成功吸引2020年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邁克爾·霍頓（Michael Houghton）和浸大合作，做中醫藥研究，他對這一領域展現出濃厚興趣。為開展相關研究，我們專門開設了“前沿轉化醫學研究院”，霍頓教授成為創院核心成員之一。所以，吸引人才，好的想法不可或缺。如果只追潮流、盲目跟風，很難打動真正的人才。
其次，人才流動是自然規律，“水向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如果浸大有教授前往更好的平臺發展，有什么問題呢？這恰恰證明我們培養的教師好。關鍵在于，他們離開后，我們有能力引入更為優秀的人才。反之，若教授流向發展相對滯后的地方，那便需要引起高度重視，這可能反映出學校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
一般而言，大型教育科研機構每年有少量人員流動，如百份之三到五人，是正常的。適度的人員流動能夠為機構注入新思想、新活力。設想你的班底在同一地方干了10年甚至20年，又哪兒來新的思想呢？所以，缺乏人才流動反而是不正常的信號，意味著處于水的最低點，人家沒有地方去了，只能勉強留下。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教育的沖擊呢？
衛炳江：從前，新技術往往更多地影響工程、物理、化學等理工科領域，而對文科的沖擊相對較小。但人工智能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它對文科的沖擊尤為顯著。現在，無論是創新構思、文章撰寫、平面設計，還是電影制作，人工智能皆能涉足。以傳媒行業為例，其從業模式已被徹底顛覆，如今網絡上關于股票、球賽等標準化輸贏結果的報導，超過半數由計算機生成。
從教育培養目標來看，無論是本科生、研究生還是博士生，我們期望培育的人才，是希望他們能以改變未來為目標，不是跟著人家跑，而要比別人跑得快。所以，我鼓勵學生要擁抱技術，因為他們幾年畢業以后，全世界都在廣泛使用這個工具。
我自己也在用AI。從前我每天都用Google，現在每天用DeepSeek。比如，香港的中文表達方式和內地不同，以前我用中文書寫的研究經費申請書，給內地博士生看他們看不懂，要幫我重寫。現在，我用英文寫申請書再讓DeepSeek替我翻譯就很簡單。
《中國科學報》：你一直強調“開放”的理念，你怎么看待這兩個字的重要性？
衛炳江：你看過電影《星球大戰》（Star War）嗎？我是20世紀70年代長大的，1977年這部電影問世時，故事老套得不得了——無非是農場小伙子成長、反抗殘暴統治并英雄救美的情節，但它借用當時最新的科幻思維和電影科技，將太空飛船、星際戰爭等場景精彩呈現。其實，太空打仗是什么樣子？有誰看過？從物理上講，這樣的戰爭應該沒有爆炸、沒有火花、沒有聲音，但電影塑造的效果卻讓眾多中國影迷為之癡迷，心甘情愿購票觀看，甚至在不知不覺中被其文化所影響。
所以，我們怎么用新的方法講好中國的文化？這也要改變思維。比如傳統故事中，哪咤闖禍打死龍皇的孩子，龍皇興師問罪，他老爸跟哪咤無法溝通，老媽在父權影響下選擇妥協，最后哪咤剔骨還父、削肉還母，傳遞出不聽話的孩子沒有好下場的寓意。而現在的新版電影，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深受新一代喜愛。這說明，我們能夠通過創新思維，反過來用我們的傳統文化影響世界。
人物小傳：
衛炳江，光纖通訊專家，香港工程科學院院士、美國光學學會會士、國際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亞太人工智能學會會士。1981年本科畢業于香港大學，1988年獲得馬里蘭大學博士學位。曾任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科研發展）、常務及學務副校長，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2021年出任浸大校長以來，衛炳江大力促進藝術科技的發展，確立了“人文及文化”為浸大的重點研究領域之一，致力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同時，極力推動中醫藥科技化和數碼化，促進中醫藥標準化和全球化，將香港的中醫藥服務及科研帶到國際舞臺。他還在2022年初香港遭受第五波疫情重創之際，帶領浸大中醫師團隊和社會工作專家，支援收容輕癥長者的啟德暫托中心近1,200張病床的運作，紓緩了香港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
相關參考資料：
https://www.hkbu.edu.hk/zh_cn/about/university-officers/presiden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