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在學生心中種下更多善的種子

　　在電影《當我們海闊天空》中，中國高等教育學科奠基人、廈門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潘懋元本色出演了一位教授。

　　幾十秒的鏡頭，商討的是如何處罰學生。只見他突然站起來，用略帶潮汕味的普通話說：“大學的本質是培養人，我們的校訓是止于至善，就是要在學生心中努力種下更多善的種子……”

　　首映禮上，主持人用“百歲老人”介紹這位中國電影史上年紀最大的演員。輪到潘懋元發言，他立刻伶牙俐齒地糾正：“今年我才99（歲），并沒有100（歲）。”全場一片笑聲。

　　潘懋元說自己是被“騙”來的，“騙”他的人就是自己的學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幾十秒的鏡頭拍了近三個小時。劇組給他安排了替身，卻遭到拒絕，“若要我拍，那就必須是真的我”。

　　這位努力在學生心中種下更多善的種子的先生，12月6日因多臟器功能衰竭，離開了他最愛的學生，卻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無盡佳話。

　　12月10日，在潘先生的追悼會上，前來相送的人們默默地獻上了一朵朵白菊花。

　　“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師行列里”

　　“人都到齊了嗎？”潘懋元問。班長回答道：“先生，同學們都到了。”他點點頭說：“好，我們開始上課。同學們好！我叫潘懋元，是你們這門課程的任課教師。”

　　那年，他已92歲高齡，給大家一講就是一個多小時，洪亮的聲音、清晰的思路和宏大的研究視野讓“孫輩”學生、西南財經大學教育管理與政策研究所所長陳濤念念不忘。

　　直到如今，教育界人士提到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學》，“都仿佛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所云：‘天臺一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1988級弟子、廣州松田職業學院原院長劉根正說。

　　劉根正原以為先生給他們上過“高等教育學”課后就會退休。“可老人家誨人不倦，而我卻真的快要退休了。”

　　別人60歲過退休生活，而潘懋元的學術青春是在60歲后才煥發的，仿佛要把過去的時間一口氣搶回來。

　　1920年，潘懋元出生在廣東省汕頭市一個小商販家庭。15歲第一次講課時，他緊張得不知所措，“十幾分鐘就把準備的內容講完了，學生見老師沒話可說，便在講臺下嘰嘰喳喳”。第一次失敗的教學讓他潛心自學國外教育學書籍，從此愛上了教育學。

　　先后執教于小學、中學、大學，當過小學校長、大學副校長的他深知，“不能把大學生當成小學生、中學生一樣來教育”，大學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論。在那個特殊年代，他坐了22年冷板凳，終于在1978年迎來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春天。

　　就在當年，潘懋元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廈門大學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室。之后，陸續創下多個“第一”——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高等教育學》教材，創立了我國第一個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點、博士學位點，成為我國第一位高等教育學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以及我國高等教育學科當之無愧的開創者與奠基人。

　　他的身體力行讓人恍惚間忘卻了他的真實年齡。82歲，潘懋元登上了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86 歲，他訪問母校英國赫爾大學，之前他被該校授予榮譽科學博士。

　　很多人詢問他高壽的秘密，他認為無非是鍛煉頭腦，以及身懷倒頭兩分鐘就能呼呼大睡的“絕技”。興之所至，年逾八旬的他還會當場給大家做幾十個俯臥撐。

　　學生們卻認為這歸因于他開放的心態。90多歲時，他還像個“老頑童”一樣搗鼓微信，一不小心發了個奇怪的表情包到群里，趕緊自嘲：“終于被你們超過了。”

　　他的第一堂課必講韓愈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雖然學生認為他高山仰止，但他的內心熱切期望學生能超過自己。

　　100歲時，潘懋元還在給學生上網課。這堂時長1小時的課，吸引了全國3萬多名師生。剛開始，他堅持要站著上課，這可把大家嚇壞了。在眾人的勸說下，他總算答應坐下，邊坐邊說：“如果這樣坐著還累，那我還能干什么？”

　　“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師行列里。如果沒有學生，我會很寂寞的。”擁有近90年教齡的他，曾不止在一個場合說過這樣的話。

　　舉辦了30多年的“先生沙龍”

　　五老峰宛如一條“玉帶”，環繞廈大思明校區，半山腰上有一幢小別墅。山下是無垠的海、天邊的帆。山上是研究生宿舍樓——凌云樓。從樓上望去，不僅能看到蔚藍的海景，還可以看見潘先生在家附近散步。

　　多少屆學生都經歷過這一幕——周末不愿意去看電影、跳舞、唱歌，而更愿意一路溜達著去往他們的“精神家園”。

　　在情境中育人一直是潘懋元所提倡的。不只是課堂討論、學術報告，讓學生印象最深的還有他創設的“先生沙龍”，自1986年起，該沙龍已經連續舉辦了30多年。

　　最初潘懋元的寓所就是那幢小別墅。說是別墅，其實客廳不過10平方米。2001年搬至前埔，離廈大約20公里，但學生還是愿意每周六坐公交車前去參加沙龍。

　　前后兩個寓所的客廳都不大，除了書柜，最醒目的就是沙發、茶幾。每周六傍晚，主人都準備好花生、瓜子、糕點、咖啡、茶水，掃榻以待。

　　沙龍從不限制人數和參加者的身份。一般三四十人，多則六七十人。人多的時候，門廳擺滿了鞋子，陽臺、門外和過道都站滿了人。

　　除了他自己的學生外，還有學生的學生。院友們回到廈大看望潘先生時，他都會說：“你盡量安排在周末來，周六晚上在沙龍上和師弟、師妹們見個面，給大家介紹一下工作或研究的情況。”

　　阿特巴赫、許美德、羅蘭德·舍恩、白杰瑞、阿里·謝沃、天野郁夫、有本章等國際知名學者到廈大講學訪問，總會被潘懋元邀請到家中沙龍。每年，大家都能在沙龍上見到國際知名學者、政府官員與社會名流，可謂“星光熠熠”。

　　吳巖及高教司一行六人就曾專程到潘懋元家參加“先生沙龍”。得知此事，先生的弟子、時任教育部副部長林蕙青還特意在他們談論時打電話向大家問候。

　　沙龍所涉內容有兩會時政、教育熱點，師生的調研項目、論文選題等。沒有主題就海闊天空地聊，談學術、談人生、談理想……有時，學生辯論得面紅耳赤，還成就了殷小平、王建華、肖海濤等善于“問難論辯”的“知名辯手”。

　　潘懋元時常坐在離門最遠的沙發上靜聽。在學生被“圍攻”時，他會“跳”出來解圍，“我談一點感受，這個問題很難做”“今天沙龍不做總結，沒有什么對與不對，只做參考”……他從不強加觀點給學生，總是適時拋出問題、引出矛盾，讓學生自己找到問題癥結。“再經過先生點撥，會有醍醐灌頂之感，就像蘇格拉底的‘對話式’教學。”他的弟子、廈門理工學院高等教育經濟與管理研究所教授董立平回憶道。

　　沙龍結束后，潘懋元堅持把大家送出門口、揮手告別，這一習慣他堅持了幾十年。

　　受其影響，廈大形成了最早的四大博導沙龍，舉辦者分別是教授王偉廉、鄔大光、劉海峰、謝作栩。后來沙龍模式又移植到院友各自單位。

　　不想留下哪怕一塊“荒蕪的土地”

　　被盛名所累，很多人認為他高不可攀，甚至有人在參加潘懋元的面試之前緊張到快要暈厥。可熟悉他的人非常明白，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個極富同理心，強調經世致用、不愿將學問束之高閣的人。

　　他關愛校內的弱勢群體。為了傳播教育思想、辦學理念，他“眼光向下”，足跡踏遍全國各地，給從事高等教育、民辦教育、高職教育、合作教育、普通教育及未來教育的單位把脈、支著兒。

　　74歲，潘懋元應邀到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時稱華東石油學院）作學術報告。當時這所學校還在山東省東營市辦學，從濟南到東營只能乘坐汽車，需要花費4個多小時，但他仍不知疲倦地從廈門趕到學校。在場師生無不動容。

　　“為什么潘先生仍不辭勞苦專程來到學校？”作為當時臺下的一名聽眾，劉華東無比好奇。直到成為了潘先生的學生，他才明白了。“千里迢迢來到東營，是來自他的理想和作為。先生為了彌補中國高等教育被‘十年’耽誤的缺憾，不想在高教領域留下哪怕一塊‘荒蕪的土地’，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辦學困難的學校，他越要關心和支持。”不久前剛剛卸任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副校長的劉華東說。

　　上世紀80年代，民辦教育“小荷才露尖尖角”，潘懋元就呼吁關注民辦院校。他說：“如果大家希望有所建樹的話，去民辦校，那里將來會出教育家。那里沒有官本位，沒有過多的條條框框限制，如果干得好，它的位置就在人們心中。”

　　84歲，他帶著學生們去西安考察民辦院校，這是2003級博士生修讀他主講的“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課程的一部分。學生跟著他去了西安外事學院、西安思源學院等5所代表著陜西省民辦高等教育水平的院校訪談。

　　他要求學生不要急于表達觀點，要調查再調查。“被先生放到鮮活的教育場景中，會感覺一個明顯沖突——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與民辦院校管理者的思考方式不同，先生就是要我們在這種沖突中體驗高等教育的復雜性。寫思辨性論文只要自圓其說就好，但解決實際問題卻離不開問題的場景。”他的弟子、湖南大學副教授徐丹說。

　　90歲時，潘懋元帶著王琪等學生到番禺職業技術學院調研。學校安排了保安到宿舍門口值班。調研結束，學生先行登上送站的汽車。潘懋元與負責接待的領導、老師握手道別后，并沒有直接上車，而是徑直走向遠遠站在一旁的保安，與他握手說：“這幾天辛苦你了，非常感謝你！”這一舉動出乎大家的意料，保安也很詫異，趕緊跑上前握住潘懋元的手，一個勁兒地說“應該的”。

　　“先生以小小的舉動給學生上了一堂生動的感恩教育課。”王琪回憶說。

　　畢業后，王琪簽約到寧波職業技術學院。潘懋元又語重心長地對她說：“當前高職院校的實踐探索很積極，但理論研究還很弱，你正好可以將理論研究與實踐結合起來。高職教育將來一定會大發展，要把去高職院校工作當作事業，千萬不能只當作一份工作，更不能當作跳板。”

　　潘懋元歷來是“板凳學問”與“行走學術”相得益彰。1999年，他帶著博士生到湖南調研。本可以坐飛機的他，為了和學生在一起而主動改乘火車。火車上，他在車廂里講學，眉飛色舞之際，乘務員突然走過來問：“你們是不是在搞非法宣傳？”眾人忍俊不禁。

　　不言之教為師、為學

　　曾經的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在囊螢樓，夏天有時學生上課會遇到漲潮，倒灌的海水涌上地面，踏浪上課浪漫之極。

　　囊螢樓前有一棵臨海望川的古榕樹。在學生眼中，先生宛如那棵古榕樹根深葉茂，而內心磅礴如海。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課上往往是潘懋元提問、學生回答。到了入學的第二學期，他不再提問題，而是轉頭往后看，眼光停留在哪名學生身上，就由哪名學生提問。如果學生所提問題不到位，他就會補充提問。

　　廣西民族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唐德海告訴《中國科學報》，這是先生評價研究生學業水平的一個特殊標準——觀察學生的提問水平。

　　其中的奧秘，很多人開始時不甚理解。唐德海慢慢想明白了，學術報告是講述人研究的精華所在，聽者若能在短時間內對主要觀點和問題等作出準確判斷，他一定是一名成熟的研究者。

　　廈大高等教育研究的傳統優勢是理論思辨，但潘懋元一直努力推動實證研究。他的課堂、文章從來都是娓娓道來，無晦澀難懂的理論。“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是他踐行一生的理念。

　　一次，某學生在課堂做展示，由于理論性過強，同學聽了快要打瞌睡。這時潘懋元開始撓頭，其他學生看情形不對，馬上提醒講臺上的學生。“慢慢地，我們悟出了先生‘撓頭’的肢體語言作用。”他的弟子、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胡弼成說。

　　在擔任汕頭大學特聘教授期間，他每學期都會到汕大工作一段時間。從教師公寓走到教學樓，有一先一后兩個入口。有一次，還在汕大讀研的劉志文陪他走路，先生問哪條路更近一些，劉志文想當然地回答“先進的那條路近些”。先生沒有說話。過了兩天，潘懋元告訴劉志文，后進的路更近，他帶來計步器比較了兩邊步數。“先生的不言之教告訴我們，做學問要講事實、憑證據，不能僅憑感覺。”

　　上世紀90年代，汕頭到廈門沒有通高速公路，路上要走七八個小時。師生感嘆路途不便，潘懋元聽后搖搖頭：“你們想象力不夠，到時候這邊有了軌道，隨時可上車，一兩小時就到廈門。”大家覺得不可思議，如今卻早已變成了現實。“先生對新事物特別敏感，總能敏銳地感受新時代、新技術的沖擊，進而思考其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已是華南師范大學職業教育學院院長的劉志文說。

　　把學生當孩子，把孩子當學生

　　“把學生當孩子，把孩子當學生”的潘懋元花在學生身上的時間比子女還多。

　　子女們回憶，小時候父親管得很少，期末考試卷拿回家簽名就完事，更多是不言之教。但4個子女個個爭氣，最終都有了一番自己的事業。

　　重視育人，潘懋元也把教育公平落到了尋常處。他的弟子、西南交通大學國際學術組織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閆月勤在職讀博的第6年，宿舍已被學校收回。為了完成論文，她住進了賓館。潘懋元聽說后讓她搬離賓館，租房子住，并在食堂吃飯。一向溫潤如玉的先生難得“不近人情”，讓她十分詫異。

　　因為“育人要有特定的環境，不能搞特殊化”，潘懋元說。她聽后非常慚愧。誰想第二天早晨，小師弟就打電話說，先生連夜托他幫忙找到了一間學生宿舍給師姐。“當時，我的眼淚嘩地就流下來了，90多歲的老人既教育了我，也維護了其他學生的教育環境，還如此心思細膩地關愛學生。”閆月勤回憶道。

　　上海師范大學原校長楊德廣讓先生的弟子、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別敦榮談談“你心目中的潘先生”。他脫口而出，“潘先生對人太好了、太好了，不管什么人，只要找到他，有求必應，無論是不是他的學生，無論認識還是不認識，無論是碩士生還是博士生，都關懷備至。”

　　小輩們都很喜歡和他待在一起。每年沒有回去過年的弟子都會被他請到家或附近餐館吃年夜飯。學生的結課儀式也是聚餐。有一次，潘懋元提議吃西餐。開餐前，他問“大家是否了解吃西餐的規矩？”眾人搖頭。只見背部微駝的他坐在餐桌前，左手拿著餐叉，右手拿著餐刀，一邊演示，一邊給大家講如何使用餐具，以及餐具擺放的含義，好似一位鄰家老爺爺。

　　迎新晚會、中秋“博餅”必有潘懋元的藏頭詩。他喜歡把一些學生的名字編成謎面，讓大家猜。比如他的弟子、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鄭若玲的名字，謎面是“大珠小珠落玉盤”，另一位弟子劉喜才的名字謎面被編成“劉備三顧茅廬”。謎底一揭曉，眾人哈哈大笑。

　　“先生曾說過‘教師的幸福在于愛’。從初識恩師迄今的29年里，先生給我的感受是‘大魚導正、小魚歡隨’，至教無聲、大愛無形。”鄭若玲說。

　　潘懋元百年華誕之時，廈大曾做過統計，40年來，他一共培養出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碩士研究生，先后走進233所大學，出席報告會331場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600多篇，編著70多部專著， 以一己之力給大半個教育界樹立了典范。

　　2014年9月，潘懋元當選為“全國十大教書育人楷模”。

　　在電視專題片《先生》中, 潘先生被譽為“廈大的寶貝，也是國家的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