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捧“高被引”缺乏科學依據

　　在國內破除“五唯”頑瘴痼疾以及規范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等評價改革實踐中，“高被引”指標顯得尤為突出。“高被引”是高被引論文以及作者的統稱。高被引論文的概念率先由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簡稱ESI）提出。ESI對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機構的SCIE、SSCI庫中最近10年的論文數據進行統計，將被引頻次排在各學科領域前1%的論文稱為高被引論文。

　　當下“高被引”之所以在國內深受重視，是緣于國內很大程度上把高被引論文等同于頂尖高質量論文，而這又是基于高被引論文在國際同行中具有重要學術影響力這個假設條件。如果這個假設條件不成立，那么把高被引論文簡單等同于頂尖高質量論文顯然站不住腳，對“高被引”的評價結果以及一系列政策導向也就很成問題，過于熱捧和追逐，可能相當致命。

　　為探究國內“高被引”真相，筆者委托國內某高科技公司，通過DPOT（數字人才畫像）系統，利用大數據資源和技術，對ESI 2020年度“高被引科學家”榜單中中國學者上榜較多的數學、物理、化學、材料四個學科的共計203位（人次）中國高被引學者逐一進行論文被引情況查詢。限于篇幅，這里簡單闡述結論。

　　國內高被引學者論文的被引絕大部分來自于國內學者的引用，國內“高被引”的高國際學術影響力很可能被“虛構”；國內高被引學者論文的被引集中度很高，國內“高被引”在國內學術同行中的較高影響力和權威性也很可能被“臆想”；國內高被引學者論文的引文發表在低影響因子的期刊居多，國內“高被引”的高學術水平和貢獻也很可能被“高估”。綜上，“高被引”指標不能簡單地作為頂級學術成就的評價標準。事實上，這與筆者在聽取學術同行對業內“高被引”評價時的反映一致。

　　不可否認，國內學界把“高被引”等同于優質學術成就的現象較為普遍，這種評價指揮棒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容小覷。

　　“刷指標”現象導致中國教育和科研的國際聲譽嚴重受損。因為“高被引”的光暈效應，國內個別學者通過各種不光彩手段來提高論文引用率的現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有道是，“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這一問題不僅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高被引”的看法，也波及對整個中國學術誠信的評價。

　　論文“出口轉內銷”現象導致中國教育和科研損耗巨大。刻意追求“高被引”無疑助推了國內學者把論文發表到國際期刊上,再轉回國內讓國內同行閱讀和使用的現象。由此導致國內學術論文成果交流耽擱，大量科研經費化作了高昂的論文版面費、靠“高被引”起家的“帽子”人才名不副實、教育和科研生態氛圍急功近利等問題。

　　“皇帝的新衣”現象導致國際期刊機構把中國學界視為“沖頭”（上海方言，指容易被騙的人）。在國內學界“不顧期刊良莠”“不惜一切代價”發表國際期刊論文的風氣下，國際期刊集團旗下的數據庫都不約而同地加大了向中國市場推出各種期刊論文指數的力度。同時，有些國際期刊一看來稿是中國人或者中國機構，立馬把版面費提高幾倍。

　　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源頭入手，標本兼治。

　　要求發布“高被引”榜單的機構嚴把“科學關”。如果“高被引”榜單發布機構明知榜單中混有大量非學術引用數據卻依舊發榜，且不主動說明缺陷所在，這不應該是一個有社會和學術責任心的機構所為。各種“高被引”榜單的制作者和發布者有責任把明顯不當的引用數據加以科學處理。已有不少學者提出，要對學者利用過度自引或小團體互相引用等操縱被引數據的做法進行干預，這在技術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要求使用“高被引”指標的部門嚴把“檢查關”。“高被引”指標與學者個人及所在機構的學術資源、經費和獎勵等息息相關。各級管理部門在使用“高被引”數據時理應事先對“高被引”數據進行核實，同時更應該關注高被引論文的實際學術價值和貢獻。教育和科研的管理者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杜絕學術評價中唯指標、數量的錯誤做法，否則追究評價主體責任。

　　要求學者在開展教育科學研究時嚴守“誠信關”。國內論文引用方面存在的學術投機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人為做高引用指標數據對學術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當前，要大力弘揚崇尚真理、嚴謹求實的“科學家精神”，加強學者科研誠信和規范建設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