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清潔利用要區分存量增量

　　我們認為，超低排放改造不應成為新一輪煤電項目在東部省份擴張的“發令槍”。煤化工的環境污染及水資源瓶頸得到解決前，也不應進一步擴大產業規模。

　　 新《環保法》執行三個月以來，環境治理的討論已經深入到能源領域，其中煤炭清潔利用更是受到熱議。一方面，煤電行業超低排放改造受熱捧，地方政府還給予了發電配額和電價補助。另一面，煤化工行業自稱利于污染物集中處理，因此也發聲尋求國家扶持發展。煤炭企業把問題淡化為“利用方式”的問題，混淆存量和增量的關系，企圖借機繼續大批上馬項目。

　　 存量是那些已投產的煤電機組以及煤化工項目，增量則是的新增項目規模。我們認為，超低排放改造不應成為新一輪煤電項目在東部省份擴張的“發令槍”。煤化工的環境污染及水資源瓶頸得到解決前，也不應進一步擴大產業規模。

　　 國家治理煤炭污染的出發點是為了滿足環境需要，而目前挑戰仍十分艱巨。一方面，過去十年內建起來的大批煤電項目，仍在努力達到環保部新執行的排放標準。如果查看在線污染監測地圖，則會發現還有很多煤電項目處于超標排放狀態，甚至有企業不惜偽造篡改監測數據。

　　 另一方面，煤化工領域的污染和違規問題也開始集中爆發。僅2015年以來，環保部門就接連出擊。1月，環保部集中查處煤化工污水晾曬池問題，新疆環保廳叫停未批先建的新天煤制氣項目，云南環保廳因污染擾民叫停先鋒煤制油試運行。3月，寧夏集中處理寧東基地水污染問題，陜西環保廳曝光五個煤化工環境污染案件。同期，渭南煤化工集團還因超標排放和違法試生產受到百萬元環保處罰。可見，煤化工的污染難題尚未得到解決。

　　 因此，煤炭清潔化首先應該要把歷史欠賬還清。下一步煤炭工業究竟如何發展，既要應對眼前嚴峻的環境形勢，又要科學充分考慮中長期的環境發展需求。

　　 首先，應該考慮煤炭全產業鏈的環境影響。根據規劃，未來煤炭開采重點將向西部轉移，并“重點圍繞以電力外送為主的大型煤電基地和現代煤化工項目用煤需要”。然而，原煤開采勢必將對地表植被和水資源有嚴重破壞。北京大學近期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蒙古高原湖泊在過去30年內大幅減少，從1987年前后的785個銳減到2010年的577個，其中在內蒙古草原區內64.6%的原因是煤炭開采耗水。又例如，新疆準東煤電煤化工基地在過去十年內，多次調減卡拉麥里野生動物保護區范圍，大規模工業開發危及瀕危保護動物生存。

　　 盡管國家在各個文件中都反復強調要把水資源和環境承載力作為前提，但能源和環保、水利、林業等部門的協商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已經完成的重點區域戰略環境影響評價也未能有效執行。西部地區環境脆弱，肩負生態屏障重任，應采取切實有力措施防范生態壓力和環境污染向西部轉移。

　　 其次，煤電超低排放和現代煤化工，都沒有考慮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我國目前溫室氣體排放已居全球首位，在國內外均面臨巨大的二氧化碳減排壓力，而碳捕捉、利用和封存等技術由于成本昂貴一直雷聲大雨點小，少有實質性進展。而煤炭是我國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源。如果煤炭清潔利用成為煤電和煤化工擴張的”路條“，將十分不利于我國在2020年前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40-45%目標。

　　 再次，應優先考慮可再生能源在需求增量中的作用。放眼世界，清潔化、低碳化是各國能源發展的主旋律。我國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發展迅速。截至2014年，我國的風電和光伏都占據全球市場的首位。在我國尤其是“霧霾重地”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人口密度高，新增電力需求大，完全有條件通過發展零污染、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來率先進行“能源轉型”，進一步新建燃煤電廠只會嚴重擠壓可再生能源發展空間，妨礙我國到2020年實現15%非化石能源占比的目標。

　　 近年來，我國能源消費增速放緩創造了體制改革的機遇。眼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制度正在密切討論中，這項制度是國家能源革命的重要保障。而煤電行業將存量和增量的環境治理混為一談，在輿論中制造出煤炭“無罪”的形象，無非是想調高未來的發展空間，這將給國家長遠的能源轉型和環境治理制造障礙。

　　 為了更好地解決能源與環境的統一發展，我們需要一方面控制煤炭消費總量，另一方面進一步解決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以釋放其巨大的潛能，在建立起全面、科學的環境約束保障機制的基礎上，實現發展“綠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