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大學生校際轉學”別重蹈覆轍

　　《北京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征求意見稿）公布。在人才培養體制改革中，北京市提出“探索建立高等學校學生校際轉學制度”，格外引人注目。

　　被一所大學錄取，不管你對大學有多不滿，對其教育教學有多不適應，擺在眼前的路只有兩條——要么選擇退學重新高考，要么就忍到大學畢業。雖然有關規定也允許在校學生轉學，但要走通這條道路，難于上青天。

　　“校際轉學制度”令人期待，但在筆者看來，如果這一制度依舊基于計劃思路構建，將難有多大效果。

　　上海于2000年就嘗試通過“上海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招生考試”，讓一些學生“制度化”地轉學，一些在高考中因幾分之差未能進名校的學生，可在一年大學學習之后，報名參加“插班生”考試，有機會進入自己心儀的學校。“插班生”制度推出的第一年，有復旦、上海交大、同濟等7所高校參加，但后來，上海交大、同濟、復旦相繼退出。

　　“插班生”制度的式微，其實是在意料之中。其一，名額有限，競爭激烈，要轉學的學生，在大一須以備戰高考的勁頭參考；其二，高校積極性不高，為了招幾十名“插班生”要付出招生成本不說，招來的學生，素質并沒意料中高，而且存在管理難題；其三，平行志愿推行之后，高分落榜的可能性減少，因此，插班生政策推出之初的讓高分落榜學生從一般校轉到名校，已意義不大。

　　這樣的“插班生制度”，不過是次小規模高考，讓“大一”成為“高四”。計劃、報名、錄取，與高考幾乎完全一樣。北京“校際轉學制度”如果仍按此思路，將難長久。

　　真正有利于考生選擇大學，同時促進大學競爭的“校際轉學制度”，當屬自由轉學制度，即在讀學生，如果對本校專業不滿、教育教學質量不滿、不適應校園氛圍，可自由申請轉到另一所學校，另一所學校可結合申請者的大學表現、申請意愿、面試考察，接受申請。學生和學校是雙向自由選擇。這樣的轉學制度，在國外大學中普遍存在，甚至在美國大學，新生留校率是評價大學辦學質量的一項重要標準，大學新生求學一年之后選擇留下繼續讀書的比例越高，表明這所學校的教育質量越高。如果沒有允許學生自由轉學的制度，何來這項指標呢？

　　而與這項制度相對應的，必須是高校的自主申請入學制度，即高校有招生自主權，接受考生的自由申請，將結合考生的統一學業水平測試成績、過去學業表現、大學的面試考察，錄取學生。如果沒有這樣的制度，轉學者，是必須通過某種統一考試的。

　　從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經驗看，自由申請入學制度與自由轉學制度，成就了考生對大學的自主選擇，也成就了大學之間的自由競爭。在此基礎上，也才誕生了世界一流學校。因此，我國大學要探索校際轉學制度，應當基于擴大學生的自主選擇權和促進高校的競爭，而不是嫁接在高考制度上，變為點綴。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