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行政政績”無益改革

　　 近期，清華大學外文系講師方艷華因工作合同中“就職9年未評職稱的老師必須離職”的規定而險遭辭退事件吸引了眾多的目光。

　　如今，此事雖已有了結果，但公眾因此而產生的爭論卻并未平息，尤其是直接導致方艷華險遭解職的“非升即走”制度，更是引起了公眾的質疑——這種源自國外高校的“舶來品”，是否適合國內高校？

　　針對這一問題，兩位教育界人士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他們的觀點能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非升即走”政策在我國高校已經推行多年，一直以來爭議不斷。這次清華大學學生為被淘汰的老師鳴不平，才讓這一政策再次進入公眾的視野。在筆者看來，高校有必要檢討這一政策的實施，究竟對大學的教育質量和學術水平提高有無益處。

　　高校推出“非升即走”政策，意圖是激勵教師積極向上，并以此優化教師結構，最終提高大學教育質量和科研水平。但從實際效果看，“非升即走”政策非但沒有提高大學辦學質量，反而加劇大學的功利化，這實在值得反思。

　　“非升即走”政策首先讓大學教師關注能快出成果的學術研究領域，而輕視教育教學。根據非升即走的考核指標，一名教師要在大學里獲得晉升，必須發表論文、申請課題、申報成果，這是晉升的硬指標。如果一名教師因投入教學而無暇顧及研究，或者不愿意炮制低水平論文，就很可能被列入被淘汰之列。

　　“非升即走”政策帶來兩方面嚴重后果。其一，大學的人才培養被輕視，很多教授一心關心學術研究，不愿意在教育教學上投入精力。教育部雖然在本世紀初就要求高校建立教授為本科生上課的制度，可時至今日，真正建立該制度的學校并不多，還有的高校存在教授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名字排進課表，卻由研究生代課。

　　只有那些奮戰在教學一線的教師在維系著大學岌岌可危的教學，可他們卻是最不受待見的，不但不能拿課題提成，薪酬微薄，而且由于沒有達到考核硬指標，已無法在大學生存。

　　其二，“非升即走”政策為學術研究帶來的也不是激勵而是傷害。或有人認為，非升即走政策提高了大學科研水平，具體表現在大學論文數增加，科研成果增加，但試問有多少論文有學術價值？有多少科研成果可轉化為生產力？又有多少科研經費被揮霍浪費？

　　何以致此？歸根到底還在于大學的行政化。我國大學實行行政治校，在這種治理機制下，引進國外大學針對新進教職人員的非升即走規定針對學校所有教師，很容易發生變異。一方面，對教師的考核標準就由行政部門制定而不像國外大學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制定，所謂教育考核和學術考核，實質是行政考核，論文數量、成果數量，都是行政指標而非教育和學術標準。另一方面，在對教師進行考核時，就是對著考核指標計算工分，根本不聽教師同行評價和學生評價。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教師評不了職稱，進而被轉崗、淘汰，長此以往，大學還有教學嗎？而離開了教學，大學的生命力何在？

　　目前需要提醒大學的是，我國大學現今沒有自由轉學制度的壓力，可以讓大學不尊重受教育的權利，不提高教育質量、改善教育服務。但隨著高等教育開放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優秀學生會以腳投票選擇適合自己的大學，清華、北大或可以在論文數量上與世界一流大學接近，可只有論文的大學不過是研究所，這怎么可能和一流大學競爭優質生源，又如何能辦出一流——人才培養是所有大學的核心，一流大學要開展學術研究，但學術研究也是為培養人才服務。我國大學不能在錯誤方向上越走越遠。

　　對我國大學而言，真正有價值的制度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即自主辦學、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只有在現代大學制度之下，探索人事管理改革，才可能讓改革服務于教育和學術研究，而不是制造行政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