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華鋒：“重科學輕技術”的科研文化亟待轉變

　　首先，筆者要明確說明的是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條例”中并沒有明文規定工程技術人員不能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獲得資助。但是，為什么有的網民會對工程技術人員獲得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產生困惑和不解呢？這得從我們的科研文化說起。

　　《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就是說腦力勞動者統治人，體力勞動者受人統治。在我們的科研工作中，普遍存在“重科學輕技術”的現象。例如，在科研單位里，“勞心”的科研人員的地位和待遇一般處在首位，而“勞力”的技術人員往往做的是支撐和服務工作，即一切都是為了科研人員有更好的科研產出。換句話來講，科研人員指揮著技術人員做實驗等“直活”。正因為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文首的那位網民發出的牢騷，這是目前的科研文化使然。還有，我們經常聽到某科研“大牛”再三榮膺某大獎，而從沒有或者很少聽說哪個搞技術支撐的人獲得了某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技術人員即使一輩子任勞任怨，兢兢業業，也無緣某科研獎項，因為到頭來名分都算到了指揮其做實驗的科研人員身上，技術人員實在的科研貢獻往往被代表或者取代了，這實際上是弱者的犧牲。

　　長期以來，這種“自上而下”的“重科學輕技術”科研文化造成我國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極不平衡。首先，這種文化造成科技發展的“短板效應”，并由此產生“搞科研的不管技術，搞技術的不管科研”的普遍現象。2010年，我國科技論文被SCI數據庫收錄近13萬篇，位居世界第二，我國被稱為“SCI制造大國”，但是被引用次數排名卻僅列第八位，SCI數量如此之多，被引次數卻并不與之對等，這不得不讓人深思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有多少原創性的科研成果被人認同和利用？其實細細琢磨起來，我們卻不難發現身邊有很多科研儀器和藥品其實都是直接從國外進口的，換句話說，我們的科研想法要借助于別人的科研平臺才能實現，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我們的科研水平還遠遠不及歐美等發達國家。

　　其次，這種科研文化使得我國自主研發儀器的水平遠遠落后于國外發達國家。在大部分科研項目經費中，有相當部分的經費是用來購買實驗儀器和試劑等。事實上，有些科研儀器科研人員親手制作起來并不困難，但是在現行的科研評價體系中，科研人員徒手制作一個實驗儀器的價值遠不如寫出一篇高水平的SCI意義深遠。因此，為了省時省力，科研人員就開始買，而且為了儀器和藥品性能，還專挑國外進口的，很少或者從不考慮到經費問題，反正這些都是納稅人的錢，由此產生了對這些公司的長期依賴心理。這樣以來，我國每年有大量的科研經費流入國外的儀器或試劑公司，實際上是拿國人的納稅錢養活了這批人。

　　最后，“重科學輕技術”科研文化使得搞技術人的工作積極性并不高，人力資源經常流失。因為科研人員和技術人員的地位和待遇等存在差異，例如，科研單位里研究員比高級工程師高一級，一般走工程技術系列的人，很多走到高級工程師就到了頭，因為高級工程師晉升為教授級高工的難度要比副研晉升為研究員的難度大得多。很多高級工程師后續晉升無望，就會得過且過，喪失動力，因為所有的福利都和職稱掛鉤，因福利分配中的不利而使技術人員對此產生了排斥心理。

　　事實上，科學和技術好比是一對推動社會進步的孿生兄弟，科學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而技術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實踐，兩者相得益彰，互相促進，技術推動科學的進步，科學促進新技術的誕生。就拿1986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電子顯微鏡來說吧：電子顯微鏡是一項偉大的發明，它的誕生引起了人類的一次視覺革命，它將人類的視野拓展到精細的微觀世界，在植物形態學研究領域，如果沒有電子顯微鏡，我們可能到現在還無法認識植物器官的形態發生過程，而正是這樣的新技術誕生卻大大地促進了科學的進步。

　　然而，國外大多數國家卻并不存在“重科學輕技術”的科研文化。例如加拿大湯普生河大學評年終獎的時候，受到獎勵的不僅只有搞科研教學的職工，搞技術支撐和管理的人可以受到同樣的獎勵和認同。前不久，一位去過瑞典的朋友回來告訴筆者，瑞典的管道修理工穿上工作制服顯得非常神氣，管道修理工很自豪地對朋友說：“我是管道修理工！”修理工的社會尊重感和認同感溢于言表。然而在現階段，我們卻很難想象將一位研究員和一位實驗室技術人員的社會地位和待遇相提并論。

　　科研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相得益彰，但是我們的科研文化（例如職稱評定體系）卻造成了對工程技術人員的歧視。沒有工程師協助的科學研究可能僅僅是一個科研想法而已得不到實現，同樣，沒有科研人員的需求，工程技術人員的工作目的性將不明確。但是，我們的科研文化對待工程技術人員的態度恰恰是把他們當做“匠人”來看待，就好比做家具那樣，給你錢就一定要做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