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源超：從冷門項目入手帶出熱點團隊

　　 49歲的南京農業大學教授王源超領導著一支在國際同行眼中既感到“可怕”又讓人“興奮”的團隊。

　　一項報告顯示，近5年，作物疫病領域發表在影響因子10以上學術雜志的18篇論文中，該團隊貢獻了5篇。他們最近發現的病原菌攻擊植物的全新機制“誘餌模式”，作為該領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在國際頂級雜志美國《科學》上發表。

　　團隊的研究圍繞疫霉菌“攻擊”和植物“抵抗”的過程與規律而展開，這塊曾經在學科領域內被認為不容易出成果的“硬骨頭”，如今被這個團隊“啃”了下來。這個12人的隊伍中，有3位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1位國家優秀青年基金獲得者。王源超是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

　　從冷門科研項目入手成為引領國際學術話語熱點人物，王源超說：“我們只是將別人堅持不下去的事情堅持了下來。”

　　結合實踐講出來的東西，自己心里有底氣

　　2008年是王源超的研究生涯轉變很大的一年。在此之前，他是搞基礎研究的，給學生上課也難免“照本宣科”。

　　“我的研究對象是疫霉菌，就是一種病原菌，”他解釋，“就像人一樣，從嬰兒期怎么發育、怎么樣侵染植物、怎么樣致使植物發病。”

　　由于涉及的大多是植物與病菌相互作用的分子機制，很多學生特別是本科生，覺得課程晦澀枯燥，提不起興致。

　　“即便是同行，也勸我不要入這個‘坑’”。王源超介紹，疫霉菌是一類極其特殊的生物，是個冷門，其他模式真菌遺傳學的研究手段基本用不上。技術上，當時國際上還沒有啟動疫霉菌的基因組測序，所以遺傳轉化的研究有很大的難度。研究難、見效慢，加之這類病菌一般不會侵染水稻、小麥等作物，申請經費也不容易。

　　2008年，云南省爆發了大面積的馬鈴薯晚疫病。受農業部委托，王源超到云南等地考察。

　　馬鈴薯晚疫病是由疫霉菌引起的一種毀滅性病害，它會導致馬鈴薯莖葉死亡和塊莖腐爛。19世紀40年代，歐洲發生過多次馬鈴薯晚疫病大流行，馬鈴薯田大片絕收，上百萬人餓死，200多萬人流離失所。此后，晚疫病就像是馬鈴薯的癌癥一樣從未根絕。

　　在云南省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王源超站到一處山頭上，田里的景象讓他驚呆了，“就像大火燒焦過的一樣慘不忍睹。”

　　他看到，當地彝族、哈尼族的老百姓背著竹筐刨地，扒出來的馬鈴薯很多都被晚疫病感染了。拿回去也沒用，兩三天里就爛掉，只好丟在田里。王源超將染病的薯塊帶回了實驗室，他想，是不是可以從薯塊里發現病原菌的“苗頭”。

　　從云南回來后，王源超將從一片又一片枯焦染病的山頭所照的照片放給學生看，將危害的程度、損失的數據講給學生聽。

　　“結合實踐講出來的東西，自己心里有底氣，學生聽得也入神，哪還有什么開小差的學生。”王源超說。

　　要從根本上防控晚疫病的發生，就需要對疫霉菌怎樣侵染植物有進一步的研究。

　　傳統的研究方向是從作物入手，鑒定植物的抗病基因，研究如何“抵抗”。2009年以后，隨著國際疫霉菌基因組測序的完成，王源超意識到，可以從疫霉菌基因組入手，研究它都是用什么樣的“武器”進行攻擊。

　　2011年，王源超課題組與美國同行合作，發現了疫霉菌在攻擊植物的早期，病原菌可以通過分泌蛋白的相互協作，以團隊作戰的方式破壞植物的免疫系統，這項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發表于國際學術期刊《植物細胞》。王源超預感，該領域將成為一塊肥沃的科研領地。

　　這里“空氣”特別好

　　“年輕人不怕吃苦，最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作為“過來人”，王源超將目光投向具備科研潛力的青年學者，既給他們壓擔子，也讓他們有回報。

　　在王源超團隊，項目經費首先向40歲以下、有能力的年輕人傾斜，“老隊員”必須招到出色的年輕人才能“同臺PK”；優秀的年輕人可以被推薦參加學校的“鐘山學術新秀計劃”，副教授就能申請作博導。

　　他參照國外實驗室的運行模式，大膽改革。他說，團隊沒有“大老板”，不論資排輩，誰有能力就讓誰做實驗室主任。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博士，王源超憑借自身魅力網羅了一批“洋”博士。

　　竇道龍，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博士后，2008年被引進。

　　董莎萌，國家優秀青年基金獲得者、中組部“千人計劃”青年人才特聘專家、英國約翰英納斯中心項目科學家，2014年被引進。

　　王燕，荷蘭瓦赫寧根大學博士，2015年被引進。

　　陶小榮也是其中之一。

　　2010年，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做完博士后研究的陶小榮，面對國內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邀請，有些拿不定主意。

　　此時，兩年前從海外歸來的竇道龍，清楚陶小榮看中的是什么，對他說：“這里‘空氣’特別好，你來吧！”

　　竇道龍說的“空氣”是指氛圍，特別是想干事的年輕人所看重的氛圍。

　　陶小榮剛來的時候，實驗和辦公空間相對緊張，王源超將自己的半間辦公室和一個實驗臺讓給了陶小榮。

　　“不忙著作決定，先呆段時間看看是否適應。”王源超說。

　　這話讓陶小榮心定了下來，這正是他所期待的環境，一開始只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沒想到這一呆，就是7年。

　　如今的陶小榮已經是國家優秀青年基金獲得者，學院給他配備了兩名科研助手和獨立實驗室，200多平方米的實驗室可容納20名學生同時工作。

　　從與王源超共擠一間辦公室，到如今帶領著自己的小團隊，陶小榮經常在實驗室一待就是十幾個小時，他說：“好的團隊就是這樣，讓人停不下來。”

　　要抬起頭來看看路

　　今年3月，在美國舉行的國際卵菌遺傳學大會間隙，王源超抱著筆記本電腦，拽住《植物細胞》的主編、德國教授雷吉納·卡曼，同她比劃著——電腦打開的是王燕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請雷吉納教授為論文提修改意見。

　　“這個領域難出成果、見效慢，這是很多人無法堅持下去的原因，可是并非沒有‘捷徑’。”王源超所說的“捷徑”是讓青年學者不要只是悶頭做實驗，要抬起頭來看看路，看看自己的研究在國際上處于什么樣的層次。這條傳授弟子的“真經”是他多年躬耕學術前沿，在日漸頻繁的國際交流中“修煉”出來的。

　　王源超曾5次擔任國際學術會議主席，在國際植物微生物分子互作大會等重要國際學術會議及康奈爾大學等國內外著名學術機構作報告30余次，頻繁的國際交流讓他在學術舞臺上的知名度越來越高、話語權越來越重。

　　王源超說：“作為帶頭人，我要做的就是帶領我的隊員們在正確的方向上前進，不然，團隊越大，資源的浪費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