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王競辭去在美國的教職，回國任深圳灣實驗室分子生理學研究所所長。在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CSD）任教20年，王競先后成為系主任、終身教授。但最令他懷念的不是一串頭銜，而是一塊黑板。
每周，全系20多位主要研究者（PI）聚集在一起，由其中一位講述手頭的研究。他們有個特別的“規矩”：不用PPT，而是在黑板上臨場發揮，寫出思考路徑。王競深切感受到，這種講法能在短時間內“暴露”思維方式。年輕PI可以學到資深PI的思維方式，資深PI也能從年輕人那里獲得全新的角度。
回國后的四個多月，他把所里每位年輕PI的論文都讀了一遍，反復琢磨這些年輕人的工作。
“要講透問題，而不僅僅是做出成果。”王競告訴《中國科學報》。
“處處遇貴人”
作為資深神經生物學家，王競長期致力于揭示神經回路如何處理感官信息、調控生物行為。他的研究有個鮮明的特點：以工程學視角“注視”神經系統。
“表面上看，‘活的’生物細胞與人類制造的工程毫不相干，但它們的運行邏輯卻出奇相似。”王競認為，物理學的抽象思維以及工程中的控制理論能從根本上幫助科學家理解神經系統。
擁有這種視角和思維，得益于王競早期求學的經歷。
王競出生于海南省澄邁縣的一個普通家庭。父母在一家拖拉機廠工作，一家人擠在一間狹小的、沒有自來水的平房里。少年王競每天清晨5點多起床，早餐前晨跑10公里。廠長注意到這個勤奮好學的少年，便將廠里一間廁所改造成小單間，給王競讀書用。
1982年，王競以海南理科高考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最初學的是加速器專業。這個專業對他的影響延續至今。在觀看電影《無問西東》，聽到“加速器有多大呢？清華園這么大”那句臺詞時，王競忍不住熱淚盈眶。
大三時，王競轉入光學專業。他回憶，那時清華大學的學生轉專業非常自由，不需要考試。直至本科畢業，王競依然保持長跑鍛煉的習慣，并經常和同寢室同學討論問題直至熄燈，日子充實又簡單。
本科學習物理之余，王競也參與了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沈子威課題組的研究。“我想學生物”——這個聲音在他心中越發清晰。碩士階段，他決定“換方向”，進入生物系，師從沈子威。
隨著學習的逐漸深入，王競越發感到，早期的物理學習培養了自己很強的抽象思維。在面對科學問題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糾結細節，而是力求看到本質——它的底層結構是什么。這為他日后理解神經系統打下了思維基礎。獲悉清華大學生物系的兩位前輩——趙南明、蒲慕明都是學物理出身，這給了王競很大的激勵。
碩士畢業后，王競決定赴美讀博。1991年1月，他乘上了飛往美國的航班。初到美國的半年，王競在美國達拉斯西南醫學中心研究分子生物學，但他逐漸失去興趣。此時，美國愛荷華大學教授吳春放向王競遞來“橄欖枝”，邀請他研究離子通道與神經元電活動，這正是王競想做的方向。
王競將吳春放視為自己在美國的“第一個貴人”。作為博士生導師，吳春放嚴謹、細膩，尤其重視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吳春放對王競的要求是，“當拿到博士學位時，你要能透徹地理解一切，并且懷疑一切”。
此后在美國的數十年中，王競稱自己“處處遇貴人”。王競的英文底子很好，但不免帶有口音，他害怕開口后別人聽不懂。愛荷華大學的一位女教師注意到了王競的猶豫，對他說：“競，請大膽地表達。如果有人聽不懂你在講什么，那是他在撒謊。”
時光久遠，王競已記不清那位女教師的名字，但她的鼓勵無疑給了王競在美國自信表達、堅定走下去的底氣。
有所不為，有所為
1997年，王競前往美國貝爾實驗室做博士后研究，學習世界最前沿的成像技術。那時，貝爾實驗室可謂“基礎科學的天堂”，跨物理學、神經生物學、人工智能領域的佼佼者會聚一堂，其中有后來成為諾獎得主的John J. Hopfield、雙光子顯微鏡發明人Winfried Denk、神經生物學家David Tank、計算神經科學家Daniel D. Lee和Sebastian Seung……
“每天和他們一起吃午飯、聊天，潛移默化中對我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王競說，科研人員的成長不僅僅靠導師，更依賴于與身邊人不斷交流的環境。
王競在貝爾實驗室的3年，恰逢它最后的黃金時代。遺憾的是，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后，貝爾實驗室開始衰落，許多科學家紛紛離開。
之后，王競去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諾獎得主Richard Axel的實驗室。在這里，他率先將鈣離子探針GCaMP用于體內細胞成像，在技術層面推動了神經科學的突破。此后，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對鈣離子探針進行了8次工程優化。如今，很多神經科學實驗室都在使用這一工具。
在哥倫比亞大學，導師Axel帶給王競的最大啟發是：不要隨便做課題、不要什么課題都做，要選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選定后，就不顧一切地解答它。
王競清楚地記得，實驗室的博士后們常常提出各種看起來“不錯的問題”，Axel則毫不掩飾地回應：“我不感興趣，你可以自己做。”
“用古語來講，就是有所不為，而后可以有為。”王競笑著說。
2004年，王競進入UCSD任教，一待就是20年。在這里，最令王競引以為豪的工作是2022年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一項成果。該成果使用果蠅模型，揭示了“飽暖思淫欲”背后的神經科學機制。
王競團隊通過對照組實驗發現，在未攝入富含蛋白質的食物時，雄性果蠅對面前的異性毫無興趣，沒有絲毫“世俗的欲望”。而飽餐過后，雄性果蠅則會優先展現出求偶行為。
究其根源，從進食到求愛的轉變，依賴一種腸道分泌的激素——利尿激素31。果蠅吃了含蛋白質的食物后，該激素含量會上升，導致其行為發生轉變。
由此可見，果蠅的“愛情”不是由“心”決定的，而是由“腸”決定的。
這項工作的另一個意義在于，它是用神經生物學闡釋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論的首次嘗試。
在心理學中，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廣為流傳。人的不同層次需求就像一個金字塔，生理需求在底層，精神需求在頂層。此前，這一理論始終缺乏科學依據，經常受到批評。而這項研究是對該理論的生物學補充。
近5年，王競的研究重點正是腸腦軸的功能研究。“帕金森病、抑郁癥、阿爾茨海默病等神經疾病，其實與腸道有著緊密聯系。”王競說，“腸腦軸是一個通向神經調制機制本質的入口，也許是未來神經科學的一塊高地。”
營造“正反饋”的學術環境
2025年初，王競回國加入深圳灣實驗室。實驗室所在的深圳光明區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像極了他出生、長大的那座小縣城。
這位科學家的性格恰似那座小城，溫潤低調。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他正在做一項細致的工作：閱讀所里每一位年輕PI的論文。他想真正了解每一位PI的興趣點、方向、卡點和潛力，在此基礎上和他們“對話”。
他不評判、不指點，而是向年輕PI們提出一些問題，或是新的角度。當遇到讀不懂的地方時，他就會重新翻翻教科書，或向年輕人請教。
在神經科學中，有一個概念叫“正反饋”，這個詞正是王競想要營造的學術環境——每一位PI都在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所有的PI在一起，互相帶來正能量。
王競回憶，自己人生中也有迷茫的日子。那是在做第二段博士后研究期間，他時而焦慮自己做不好，時而擔心出站后無法找到教職。他在心里掂量來掂量去，暗自想出了一個backup plan（備用計劃）：“如果我找不到教職，就去賣光學顯微鏡養家糊口！”每每這樣一想，他就輕松多了。
而王競之所以愿意傾注時間和心力，陪伴年輕科研工作者成長，還源于一個樸素的念頭。
王競的父親曾經是一位“赤腳醫生”。在王競童年的記憶中，十里八鄉誰家有病人，父親就會蹬上那輛“二八大杠”自行車，到各個村莊給大家看病。父親過世很多年后，曾經得到過幫助的病人家屬、子女，還會給王競的母親送來一袋米，或是一袋芋頭、一袋地瓜、一袋酸蘿卜。
“如果有一天，我的學生帶著他最得意的一篇論文來看我，我就心滿意足了。”王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