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在哈佛的圖書館工作和“打盹兒”

編者按

阿根廷著名作家博爾赫斯說過一句話：“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圖書館的模樣。”但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圖書館好像與我們的生活漸行漸遠了。

除了查書、借書、還書，在圖書館還能干什么？在圖書館翻書和在家里看書能有什么不一樣的感受？在圖書館自習和睡覺是濫用公共資源嗎？怎樣才能建設一個讀者喜歡的圖書館？

在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到來之際，我們來聊聊圖書館。

《哈佛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田松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3年5月出版，定價：78元

■本報記者 溫新紅

南方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南科大）教授田松說，在美國哈佛大學（以下簡稱哈佛），他才慢慢地、充分地理解到，圖書館為何是大學文化的核心。

很少有人會像田松這樣以第一視角去觀察、體驗美國大學的圖書館，進而以學術的方式研究并介紹這些圖書館。用田松的話來說，《哈佛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一書的寫作“既是記敘文，又是說明文”，敘述了他對圖書館的感受、什么時候第一次來、來了看到什么等，個人色彩很濃厚，正是因為在哈佛的圖書館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圖書館”，把圖書館當成工作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田松才“忍不住要去調查一下它的歷史”，了解它是怎么回事，挖掘其背后的故事。

由最初出于興趣，到有意識地“打卡”各地各類圖書館，《哈佛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給了我們一個了解美國文化的獨特途徑，以及不同于宏大敘事的視角。

《中國科學報》：您對美國的圖書館總體感受是什么？

田松：2006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下簡稱伯克利）訪學。其間遇到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我在學校圖書館的系統里檢索到一本書，但這本書不在伯克利，在另外一座城市的另一所大學圖書館里。我在伯克利填了一張單子，過了一周，書就寄過來了，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而且看完之后，只需在伯克利還。

在伯克利時我經常去學校外的公立圖書館，圖書館的建筑、藏書、服務等讓我感觸良多。2007年春天我還專程去了位于美國華盛頓的國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的建筑本身就是文物，里面的裝飾、壁畫、雕塑讓它就像一個藝術館。藏書多，服務也特別方便，我作為一個外國人，拿著護照，不到20分鐘就辦了圖書證，然后就可以進入所有的閱覽室看書、借書。

《中國科學報》：哈佛名下有79座圖書館和檔案館，這個數量很讓人吃驚，美國的大學都有這么多圖書館嗎，還是哈佛比較特殊？

田松：哈佛的圖書館確實比較多。哈佛園是哈佛最早的校園，也是最核心的部分，這里幾乎每棟樓里都有圖書館。

另外，由于校園比較大且分散，差不多每個學院、每棟教學樓甚至本科生宿舍樓里都有圖書館。比如哈佛科學中心有卡博特科學圖書館，理工科本科生的書都在這里；離哈佛園比較遠的天文系，有天文臺，也有一個圖書館。

除了這種學院建制的圖書館，還有專題性圖書館，比如女性歷史圖書館，里面收藏了大量和女性主義、婦女運動相關的資料、檔案以及照片。

美國大學的圖書館可能普遍是這種格局，即有一個主館，其他的則是不同種類、形式的。其數量取決于學校大小和校園規模，像伯克利的圖書館也是分散在校園里，但數量顯然比哈佛少了很多。

《中國科學報》：這些圖書館的大小、內容、藏書區別大嗎？

田松：哈佛的圖書館藏書非常多。主館韋德納圖書館是世界五大圖書館之一，它的大閱覽室不僅大，而且特別輝煌。

圖書館的英文是library，這個詞可以理解為一棟樓、一間房子，所以一間教室那么大的屋子也可以叫作library。哈佛的柴爾德紀念圖書館，其實就是韋德納圖書館三樓里一間小的圖書室，可以說是“館中館”。

哈佛的圖書館非常多樣化，有的顯得“高大上”、莊嚴肅穆，有的就比較隨和、很親民。不同的圖書館有不同的歷史淵源，藏書方向不一樣，服務對象也不一樣。比如拉蒙特圖書館，是專門為本科生服務的，里面有一個閱覽室放的都是供大學生假期旅行的書；地圖收藏室是一個熱愛地圖的人捐贈建立的。

《中國科學報》：哈佛的學生和學者是怎樣利用圖書館的？

田松：我去圖書館都是為了工作，并不是因為用里面的書才去，把它當作一個辦公空間。他們的情況和我類似。如果有學生選修某一門課，與這門課相關的書分布在相對集中的一些位置，他就可能在這段時間去借書、看書。

圖書館里有一些服務設施，如免費掃描，我找到一些年代久遠的書時，就很高興地使用了這項服務。

《中國科學報》：您說在哈佛對圖書館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圖書館不只是借書、還書的地方，能具體談一下有哪些新的認識嗎？

田松：確實在哈佛這種感受會更深一點，因為我到了哈佛才在圖書館里工作。在國內不覺得圖書館是一個工作的地方，以前在美國其他圖書館沒有這種感受，到圖書館基本上是借書、還書。

2013年至2014年在哈佛訪學，養成在圖書館工作的習慣后，我開始換個角度看圖書館。

圖書館是干什么的？一個圖書館應該建成這樣的場所，僅僅讓讀者進入書庫是不夠的，還要對空間做整體設計，把圖書館作為日常生活的主要場所、書與人相處的場所，讓讀者樂于來，且隔一段時間不來就覺得缺些什么。另外，在圖書館里設置與借書、看書無關的休息場所也很必要。

《中國科學報》：您發明了“打盹兒指數”這個詞，還將它作為選擇工作場所的重要參數，就是指這類休息場所吧？

田松：是的，設置休息場所不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上的認知。

在圖書館安置適合打盹兒的地方，表明它的服務就是歡迎你來，你來了就給你提供這么一個場所，你要看書，給你提供各種方便，不看書，就來這里坐著或者工作也都歡迎。相對來說，國內圖書館缺乏這種理念。

人都會有“路徑依賴”，就是你習慣到一個地方去，比如說拉蒙特圖書館里有幾個位置我特別喜歡，那兒就成了我的一個目標，不是那種偶然路過，覺得不錯就坐一會兒，而是你從家里出發時，就把它列在計劃里了。于是，去拉蒙特圖書館“我的”座位，成了日常安排，時間長了就會形成一種行為模式，也會有感情。

《中國科學報》：哈佛圖書館需要占座嗎？

田松：占座取決于圖書館的情況，像拉蒙特圖書館，有些時段是特別滿的；卡博特科學圖書館有的時候人會多些，大概和學生的分布、上課等情況有關。

其他圖書館一般不需要占座，因為圖書館和校園的公共空間很多。不僅是哈佛，美國的大學校園到處都有公共空間，包括草坪上有特別大的野餐桌和凳子，隨便找一個地方坐下來，把筆記本電腦打開就可以工作了。

大學的教學樓、辦公樓里也有一些公共空間，走著走著在樓道的盡頭、一個相對空曠的地方，可能就會遇到一個咖啡館，有桌子、椅子，可以喝咖啡、約會以及工作。

《中國科學報》：您在書中重點寫了如韋德納、霍頓、拉蒙特等圖書館，加上簡單介紹的圖書館，有十幾個，而書后還列出一個更長的哈佛的圖書館名單。您去過多少個？

田松：其實我在接到這本書的約稿之前就對圖書館感興趣。本書策劃人楊虛杰向我約稿后，我就開始刻意去圖書館。名單里的圖書館絕大多數我都去了，至少去看過一眼，而離校園遠的一些圖書館，我都是專門去的。

有意思的是，我發現有的地方名字不叫圖書館，但它里面有很多藏書，像紐約的哈佛中心，只要是哈佛校友就可以去。

不單是哈佛的圖書館，2013年我到哈佛訪學時租了輛車到處跑，路過城市或者小鎮的圖書館，我經常停下車到那兒坐坐，特意看看人家的圖書館。大的圖書館有四五層樓高，環境特別好；小的就像是一間小教堂，也是一棟很精致的建筑。這些圖書館有一個共性，都設置了兒童服務區域，里面有大量的童書和一些基本的兒童玩具。

我有一個經驗，在歐美的很多城市，走累了想休息，一是去教堂，另外就是去圖書館，只要看到public library就可以進去。

《中國科學報》：您在國內多所大學學習、工作過，國內的圖書館和美國的相比，主要有哪些不同？面對現在的數字化，您認為圖書館的未來何去何從？

田松：這個對比可能不是特別公平，因為我對國內圖書館的印象還停留在以前，主要是借書、還書，對圖書館沒有很強的依賴。而且我在哈佛的那段時間，國內圖書館是什么樣我不知道。

我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來到南科大工作。這使我對南科大的圖書館格外關注。我發現南科大的圖書館很有國際范兒，比如公共空間的設置，甚至也有打盹兒的地方。說明我們的大學圖書館也在發生變化。

網絡和數據庫的使用確實對圖書館的物質性依賴越來越小。至于采取什么樣的方式、走什么道路，和這所大學自身的理念及圖書館主政人員的理念相關。

因為在哈佛的那段經歷，我對哈佛的圖書館的感情非常深，當然希望我們的圖書館朝那個方向走。

《中國科學報》 (2024-04-19 第3版 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