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不讓回宿舍？高校家長兼保姆式管理不可取

近日有媒體報道，國內某民辦院校學生對校方半封閉式軍事化管理提出公開異議，并對該校有關白天非休息時間不得回公寓（宿舍），以及嚴格的早晚自習規定表示出極大不滿，認為“大學不是中學”，不應用中學的方式進行管理。而對此，校方管理人員回應稱，該管理政策是“三十年前制定的”。

近年來，隨著“00后”成為大學生的絕對主體，對于這群個性更加張揚的年輕群體如何進行管理，成為很多高校需要面對的一大難題，特別是一些舊有的“經驗”是否應該舍棄，值得學校反思。

上述事件中，高校基于舊有制度而“嚴格管理”引發“00后”學生不滿的情況，頗具代表性。

在這一事件中，有兩個說法首先需要澄清。一是“中學式的管理方式”，二是“三十年前制定的政策”。學生所說的“大學不是中學”固然不錯，但不等于中學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就天然具備合理性，而“三十年前制定的政策”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不能成為拒絕調整和改變的理由。

需要明確的是，大學相對于中學而言，其面臨的情況更為復雜。中學很多對學生的嚴格管理手段是建基于“高考”這個單一和明確的目標之上的。但在大學，學生的人生選擇既然變得多元化，就不再有聚焦于一點的可能，一些嚴格管理的措施也就失去了實行的必要。

對此，很多大學管理者未必無此識見，但他們之所以仍舊如此要求，是因為在很多民辦或公辦三本及以下學校的學生中，缺乏學習自覺性和良好學習習慣者并不在少數，一旦實施“放羊”式管理，恐怕連基本的教學秩序也無法保證。

問題在于，這些基層高校的管理者還將此管理方式進一步升級，把本來多元的選擇簡化為一個選擇——考研升等。而這一目標不過是將原來的中學生考大學變成了大學生考研究生，走的依然是“應試”的路子。因此，類似嚴格的作息規定在那些以“考研工廠”著稱的公辦大學和民辦高校大多也并不少見。

對于高校而言，某些過于嚴格的管理手段本來只是不甚合理的“無奈之舉”，卻因為“有用”而被包裝成為另一種“知識改變命運”的方式。其結果便是在當下大學管理中，“不合理但有用”成了一個常被有意或無意忽略的思維偏向。

所謂“有用”，指在實行某些管理措施后，學校的成功考研升等的學生人數在增加，因而成了上述“三十年前制定的政策”的成功經驗。因此，學校管理者往往會自信這個政策沒有問題，甚至因其政策有此類“成功”案例而享譽全國。

一般而言，不反思就不可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發展。但如今，有價值的發展與無價值的發展混為一體，讓人不易辨析，“不合理但有用”就是如此。

制定類似于中學的嚴格管理措施，原本是大學管理者出于務實態度的“無奈之舉”。可是，有些學校又在為學生預定“考研升等”的目標，并且在達成部分目標后，便以此為終南捷徑，很少會去考慮類似“成功”所可能付出的代價。

在筆者看來，“不合理但有用”的思維偏向既與大學之為大學的宗旨相去甚遠，也會實實在在地影響本校的社會形象和社會認可度。這是類似的管理方式付出的一個代價。

另一個代價或可以概括為“雙輸”。管理上的悖論是管理者管得越多，責任越大；相反，被管者被管得越多，責任感越少。實行半軍事化管理的高校也不能例外。

為了嚴格管理就需要有更多管理人員，時刻準備制止違規，不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讓具體管理人員身心俱疲。關鍵是學生違規的責任也會被轉嫁到具體管理人員的身上。就整個學校來說，管理得好，學校、家長、學生和社會四方一切靜好，一旦學生出了問題，首要的責任必然由校方承擔。

再從被管者一方看，大學生業已成年，成年人是理應自我管理的。即便不會自我管理，學校也有責任提供鍛煉的機會和空間，因為只有自我管理才能形成“我的責任我承擔”的責任心。因此，大學一向提倡學生自治。

然而，在那些對學生過度管理的高校，校方扮演的是一種“家長兼保姆”的角色，為學生劃定努力方向，進而替學生規劃未來，主觀上是為了學生著想，客觀上卻剝奪了學生成長、成人以及學會承擔責任的機會。

在“不合理但有用”思維偏向的指導下，所培養的學生多是千人一面的應試工具，它不僅會讓人們失去對大學的美好期待，與高等教育的要求也越來越遠。因此，摒棄“不合理但有用”的思維偏向應該是大學提升文化素養和社會價值的一個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