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報告：新醫改搞了兩大倒退！

　　3月19日，由華中科技大學方鵬騫教授編撰的《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報告2015——中國公立醫院改革與發展專題》在武漢發布。

　　報告歷數了目前我國公立醫院運行中的幾大罪狀，其中包括：法人治理結構不清晰、機制不健全，政府與公立醫院關系缺乏明確定位，總體薪酬水平偏低、薪酬制度不合理以及醫療服務市場無序競爭等問題。

　　無獨有偶，2015年末，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中，由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房莉杰撰寫的《2015年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報告》對中國醫改給出了更為言辭犀利的評論，文章認為“盡管醫改的目標和方向都值得肯定，其實現邏輯也基本合理，然而從實踐情況來看，‘十二五’規劃和醫改目標不僅沒有實現，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倒退。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之初在緩解‘看病貴’和‘看病難’的兩項改革思路上，均開錯了基本‘處方’，即‘基層醫療機構改革’和‘基本藥物制度’是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基礎性原因。”

　　“分級診療”背道而馳

　　文章認為，新醫改以來，盡管基層診療人次一直占多數，但大醫院的上升速度卻更快。2014年，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比例從59.1%下降到57.4%，而大醫院從37.5%上升到39.1%。而住院服務方面，大醫院的以基層醫療機構的差距仍在擴大，到2014年，大醫院的住院量近4倍于基層醫療機構。

　　種種數據表明，越來越多的患者涌向了級別更高的醫療機構，新醫改希望實現的“強基層”、“首診在基層”、“雙向轉診”反而是反向發展。盡管政策三令五申地推廣“分級診療”，但是從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服務提供情況看，越是級別高的醫院，醫師的日均服務負擔越重，大醫院仍然人滿為患，“看病難”問題并未有效緩解！

　　基層無藥可用

　　文章將“基層醫療機構改革”和“基本藥物制度”視為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基礎性原因，而這兩點有多糟糕？

　　陜西省山陽縣衛生計生局副局長徐毓才曾指出“基本藥物制度”的核心是通過制定統一的“適應基本醫療衛生需求、劑型適宜、價格合理，能夠保障供應、公眾可公平獲得”的基本藥物目錄，來降低老百姓的藥品費用負擔。

　　但是由于省級集中采購層級高，決策程序復雜，難以快速順應市場行情變動，加之集中招標采購的高度集權和壟斷，出現了兩個非常嚴重的“并發癥”，一方面個別藥品價格越招越高，另一方面低價藥短供，加之品規限制，無法與上級醫療機構對接，致使基層醫療機構因為無藥可用而服務能力萎縮，即政策性能力退化。

　　在社交媒體上，不時就會有醫生站出來抱怨“今天我得到一個令人崩潰的消息，我們這里5%碳酸氫鈉注射液已經斷供了……我手里正好一個痛風急性期的……完了左旋甲狀腺素也沒了……”諸如此類。

　　一個人的鄉鎮衛生院

　　文章還指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南方某醫改試點城市基層醫療機構實行的是“收支兩條線”管理，結果馬上導致了基層診療服務量的下降；接下來該市嘗試“醫聯體”模式，將基層醫療機構并入二級醫院，結果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受到忽視；該市又嘗試將基層醫療機構的公共衛生服務分離出來，成立單獨機構，仍是“收支兩條線”管理，但是又發現“健康管理”是一個融合了預防保健和診療服務的整體，將兩者分開無法有效提供服務。

　　缺醫少藥、大鍋飯，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療功能日趨喪失殆盡。沒辦法，該市只好又部分地恢復到改革前的狀況，取消了“收支兩條線”。“收支兩條線”究竟有多坑？

　　微博網友@千里馬常有 就認為，“醫改來了，干多干少一個樣了，封頂了，指標化了，當年即人才流失，甚至考了助理證就逃離，什么承諾“五個一”，扯蛋好幾年了，有意思嗎？質問：政府做醫改決策時，去實地調研過嗎？”

　　更有甚者，還有媒體還曝出“一個人的鄉鎮衛生院”、“手術室幾個月沒開門”、“院長找不到醫院鑰匙”的奇聞。

　　在徐毓才看來，衛生院的醫療業務收入全部上繳財政，支出必須從財政專戶申請，加之嚴格控制績效工資總額，使得醫院一直使用的運用經濟杠桿調動員工積極性的辦法被廢除，進而出現政府著力推動的績效考核難以有效實施，加速了有一定醫療水平與能力的醫生流失。

　　患者負擔也沒減輕

　　與上述“看病難”問題的遲滯相同，文章認為新醫改在解決“看病貴”的問題上同樣是失敗的。

　　新醫改以來，衛生總費用情況呈現出兩種趨勢，一方面衛生總費用的絕對值在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個人現金衛生支出沒有控制住。

　　“十二五”規劃的目標是將個人現金衛生支出比重控制在30%以下，然而2014年該比重仍然達33.2%。此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10.1%；而個人現金衛生支出上漲9.5%。也就是說總體而言，個人的醫療經濟負擔并沒有明顯減輕。

　　新醫改繼續：將是悲劇

　　文章還分析了破除“以藥養醫”的情況，作者指出，改革認為破除“以藥養醫”是解決“看病貴”問題的一個出路，因此要在基層醫療機構和縣級公立醫院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取消藥品加成，通過“建機制”形成合理的醫務人員薪酬制度。

　　但事實上，盡管所有基層醫療機構都實行了基本藥物制度，藥品零差率銷售，而且越來越多的縣級醫院也開始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然而藥品費用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藥品收入占公立醫院收入的比例都沒有實質性下降，以基本藥物制度為基礎的藥品制度改革的實效非常值得擔憂。

　　通過對數據的分析，文章認為，“無論是‘十二五’規劃的階段性目標，還是‘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戰略目標，抑或是緩解‘看病貴’、‘看病難’的醫改總目標都未實現，至少從歷年的數據趨勢來看，都沒有向上述這些目標靠攏的跡象。”

　　而如果“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醫療機構改革”兩張“處方”不能重開，新醫改繼續下去，將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