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外交必須納入所有發展中國家

不論宗教、文化和自然資源如何，窮國應該得到同等的支持。

　　科學外交必須致力于幫助所有發展中國家，而非僅僅促進狹窄的政治利益。

　　作為建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聯系的“科學外交”觀念正在迅速得到人們的接受，而且正在培育更緊密的工作關系。

　　在一個層次上，科學家擁有超越政治障礙應對共同問題的悠久歷史。例如，它們在冷戰時期維持美國和蘇聯的關系方面起了關鍵作用。

　　而如今，科學家正在許多穆斯林國家和以色列之間建立關鍵的聯系，其方法是通過諸如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學組織等合作性的研究項目，這些項目在缺乏外交關系的情況下為跨越這種隔閡的研究組提供資金。

　　但是如今許多國家也在尋求建設科學關系從而減少負面形象并實現更廣泛的政治目標。特別是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已經利用他的影響力支持一個科學大使項目，并增加了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資金從而幫助實現科學外交目標。

　　如果能夠使用科學滿足政治目標，它也可以成為促進發展的工具。解決窮國面臨的許多問題——從健康和衛生到環境退化和食品危機——將需要全世界聯合起來的科學舉措。科學外交可以為緩解貧困效應和帶來更大的全球穩定性打開一扇大門。

　　但是如果科學外交要在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最貧窮的國家——發揮影響力，那么當前由美國主導的舉措將需要把它們的視野拓展到擁有大量石油或者造成了潛在核威脅的少部分伊斯蘭國家之外。

　　在各自陣營都有許多國家缺乏應對它們自身發展問題的資源和基礎設施。

　　作為促進發展工具，科學外交不應該區分伊斯蘭國家和非伊斯蘭國家——相反，它應該解決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鴻溝。

　　當然，外交在根本上是受到國家利益的驅動的，而且是無疑的。但是忽略急需改善生活條件的無數人，這在倫理上是無法接受的。如果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新的科學外交不采取這種觀點，很高的期望最終將以受挫和不信任告終。

　　美國應該把采取更廣闊的視角從而擁護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科學舉措視為其自身利益的一部分。

　　不論宗教、文化和自然資源如何，窮國應該得到同等的支持。

　　科學外交的另一個挑戰在于確保雙方科學家參與到這個過程中來。外交使命必須把那些擁有合格的科學記錄以及完全致力于使用科學作為促進發展工具的人們納入其中。目標是采用一種科學的外交方法，而非外交式的科學方法。

　　這在發展中國家可能特別困難，在這些國家，在科學家和決策者之間常常有一種鴻溝。后者常常并不信任它們的科學界的能力，這些科學界經常無法展示對社會的任何顯著影響。

　　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科學家待在他們的實驗室里，并不為了理解它們的問題并找到解決方案而與工業或公共部門很好地互動。許多焦點放在海外的研究和博士身上。

　　即便他們很樂意參與進來，他們也常常發現很難這樣做。例如，孟加拉國科學院提出向政府提供服務，但是不讓它參與國家政策的實施，它的科學也基本靠邊站了。

　　通過與當地科學界密切合作，科學外交人士可以改善這種情況——方法是讓科學家更加理解到非常需要他們提供發展戰略的信息，以及說服決策者對促進社會利益的有價值的科學項目加以投資。

　　而這種趨勢必須在長時間里加以保持。

　　一個合適的例子就是：美國負責南亞的助理國務卿Christina Rocca與孟加拉國科學和信息通信技術部長于2003年3月1日簽署的科學技術合作協議。該協議確立了一個推動美國和孟加拉國科學界的公立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廣泛雙邊科學技術合作的法律框架。當時它成為了頭條新聞，但是之后什么也沒有發生。

　　這種以科學外交的名義簽訂的協議必須反映出對合作促進發展的真誠承諾，而不僅僅是口惠而不實。

　　科學外交必須強調各國的真正問題并且把焦點放在尋找科學技術解決方案的合作項目上。

　　只有科學家和科學外交人士做出協調的舉措從而與國家決策者連接起來并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公立和私營實驗室之間建立伙伴關系，它才能起作用。

　　（作者是孟加拉國BRAC大學的教授，孟加拉國科學院秘書以及孟加拉國原子能委員會前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