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助理：讓“有組織的科研”真實發生

　　作為高校科研組織結構中的基層組成部分，科研助理的重要性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不久前，七部門的聯合發文，也再次凸顯了國家層面對于推進科研助理工作的重視。

　　對高校來說，科研助理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在科研經費日益充裕的大背景下，高校以及相關科研機構又該作出怎樣的調整，才能適應這一發展趨勢？

　　再過一個多月，隨著秋季學期的到來，劉軒（化名）將重返母校。不過，他的身份將不再是學生，而是自己碩士生導師課題組的一名科研助理。

　　不久前，科技部、教育部等七部門聯合下發《關于做好科研助理崗位開發和落實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部屬高校、中央級科研院所、中央企業等在所承擔的各級科技計劃項目和建設布局的各類重大創新基地平臺中，積極吸納高校畢業生參與科研工作，合理設置新的科研助理崗位。

　　事實上，近年來國內不少高校已然在擴大科研助理的規模。今年4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明確提出“研究科研項目吸納畢業生計劃，開發10萬個科研助理崗位”。隨著最新政策的發布，如劉軒這樣加入其中的人還會越來越多。

　　“蓄水池”的作用

　　一年前，即將碩士畢業的劉軒原本希望跟隨導師繼續讀博，但由于一些原因，最終并未如愿。畢業后，他到一家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但依然放不下讀博的心愿。在與導師商談后，他成為了課題組的一名科研助理。

　　“對我來說，這僅僅是一個臨時性的工作。導師這樣安排，也是希望我能利用這段時間，一方面參與課題組研究，另一方面為考博積累學術資本。”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劉軒坦言。

　　就在劉軒為科研助理工作積極準備的時候，剛剛受聘中國農業大學科研助理崗位不久的王玉娜也在努力適應著自己的新工作。

　　王玉娜是今年3月被招入農大的。此前她曾在企業工作過一段時間。然而，相比于“內卷”激烈的職場，她更喜歡人際關系相對簡單的科研環境。來到課題組后，王玉娜主要負責課題組的財務報銷、日常會議申報以及一些外聯方面的工作。對于目前的工作狀態，她很滿意。

　　劉軒和王玉娜可以算作是目前科研助理群體中的兩個典型代表。

　　根據教育部2010年下發的《高等學校科研助理管理辦法（暫行）》，高等學校科研助理是指學校根據承擔科研任務和學校科技長遠發展需要聘用的從事項目研究、實驗（工程）技術和科研輔助的人員，是學校專職科研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我國高校科研助理工作職責不局限于參與科研輔助工作，而是包括了實驗設施管理維護工作、學術交流工作、科研財務助理等一系列工作。

　　對此，長期關注科研助理相關問題的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張端鴻表示，科研助理所涉及的范疇是非常大的。

　　“科研助理既可以吸收一些具備博士等高學歷、具有相當科研能力的研究者參與科研活動；也可以吸收具有一定專業技術水平的碩士畢業生，進行一定的科研協助工作；此外，一些負責行政性工作的科研助理，還可以將某些本科生乃至專科生納入其中，甚至可以聘請那些退休的高校行政人員。這使得科研助理可覆蓋人群的范圍十分廣泛。”張端鴻說。

　　另一方面，對于很多如劉軒這樣有著學術理想的年輕學者來說，科研助理完全可以作為臨時性工作，為其提供一個“緩沖期”。張端鴻就曾向自己的學生承諾，如果學生畢業后暫時沒有很好的出路，可以到他的課題組從事一年的科研助理工作；同時，對于如王玉娜這樣并無太高學術追求，但習慣于高校工作氛圍的人來說，這又可以是一份相對長期的工作，從而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當下，科研助理在協助科研機構、課題組開展科研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由于其本身的制度靈活性，也在人才流動乃至于就業方面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張端鴻說，這正是有關部門大力推動高校吸納科研助理的重要原因。

　　對于科技助理的作用，科技部有關負責人也曾表示：“科研助理有效調動了科研人員積極性，滿足了高質量完成科研項目任務的需要，推進了科研項目經費結構調整，解決了高校科研人員‘有錢買米，沒工夫做飯’等問題。”

　　“錢”的問題

　　2011年，臧玉峰受聘來到杭州師范大學心理科學研究院，并獲得校方提供的一筆科研經費。拿到錢后，招聘科研助理成為他組建團隊的重要工作之一。

　　“這是每個科研團隊都需要的，只不過之前科研經費太少，雇不起。”臧玉峰說。

　　就在臧玉峰入職杭州師大兩年前的2009年，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鼓勵科研項目單位吸納和穩定高校畢業生就業的若干意見》，提出要聘用高校畢業生作為研究助理或輔助人員參與研究工作。這成為我國在政府層面推動科研助理工作的起點。

　　這一起點的背后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在歷經多年發展后，我國科研機構的經費逐漸充裕。事實上，就在該意見出臺的前一年，教育部對外公布，當年國內高校通過各個渠道獲得科研經費的總量達到654.5億元，較上年增長20%。

　　“科研經費的增長為科技人員招聘科研助理提供了一定條件，但當時相對嚴格的經費使用規定，卻在很大程度上對科研團隊的招聘行為產生了束縛。”張端鴻說。

　　以臧玉峰為例，當年他聘請的科研助理，其經費更多是以學校名義而非以課題組名義支付。因為按照規定，國家基金的勞務費只占不到15%，課題組資金并不能大量用于人員招聘。

　　這一問題直到2016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允許“買醬油的錢用來打醋”后，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

　　此后，2021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又發布《關于改革完善中央財政科研經費管理的若干意見》，從擴大科研項目經費管理自主權、完善科研項目經費撥付機制等7個方面，提出25條措施，進一步為科研人員的經費使用“松綁”。

　　“對于每個科研團隊來說，科研助理幾乎都是必需的。至于能不能招聘，歸根結底還是一個‘錢’的問題。”臧玉峰說。

　　然而，在張端鴻看來，當下阻礙某些高校科研團隊招聘科研助理的一個重要障礙仍在于此。 “目前國內高校的科研經費分配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二八定律’，少部分高校以及相關課題組擁有大部分資源，這種資源分配的不平均導致很多課題組缺乏足夠資金。”

　　根據北京科技大學科學技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張曉鋒在一篇文章中提供的數據，2018年，國內高校科研經費總額已達到2052.69 億元，其中，約110 所原“211工程”高校及省部共建高校，常年占據科研經費總數65% 以上，總額達到1335.59 億元。這導致少部分高校擁有足夠的經費設立科研助理崗位，而其他1800余所高校建立相關崗位的實際能力卻較弱。

　　除資金因素外，某些課題組帶頭人的觀念也存在一定偏差。

　　“比如，在科研經費增加的情況下，有些課題組帶頭人考慮的不是通過設立科研助理崗位完善現有的團隊結構，而是想著是否可以讓研究生繼續‘兼職’一些行政工作，或者‘蹭’一下學院的其他科研秘書。”張端鴻說，這可以算是一種科研管理上的“小農意識”，只看到了資金支出，卻沒有意識到科研助理對于團隊整體科研效率的提升作用，最終只能是“貪小便宜吃大虧”。

　　制度的核心

　　不久前，延邊大學發布了一則科研助理崗位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博士、碩士以及本科畢業生的月工資分別為4000元、3000元和2500元。這一過低的工資標準再次引發公眾熱議。

　　對此，張曉鋒表示，目前國家對于科研助理工資的規定是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而且現階段大多數高校由于編制名額所限，往往以人事代理、勞務派遣的形式聘用科研助理。這就使得科研助理與學校事業編制教職工的工資收入、醫療、住房以及子女入學等方面福利待遇存在一定的差異。

　　除待遇外，由于科研助理工作內容差別過大，不同人對其工作的認知存在差異，畢竟有志繼續讀研的學生與希望未來就職于行政崗位的學生，對于科研助理的崗位需求完全不同，這導致科研助理崗位對于畢業生職業規劃的意義并不明確。

　　然而在張端鴻看來，上述問題都源于科研助理固有的崗位特點，后者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且難以改變。

　　“當下，相當比例的科研助理崗位原本就是臨時性和過渡性的，對于這些崗位上的科研助理來說，他們未來的出路不在崗位本身，而在于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淀后，找到新的出路。”他說，至于某些非過渡性的崗位，受聘者在入職之前就要和項目組在待遇等方面達成一致。只要雙方達成一致，這項工作便與其他行政類工作無太大差別。

　　王玉娜就是抱著這樣一份心態來到課題組的，目前她的月收入基本能達到自己的預期，短時間內也沒有更換工作的打算。

　　張端鴻坦言，這些爭論的背后，體現出目前公眾對于科研助理崗位的認知還有些模糊。

　　“在國外，高校科研助理的崗位定位是非常明確的——雖然也會從事一定科研工作，但本質上就是相關機構為其科研人員購買的人力服務，其目的是使科研人員能專心于本職工作。”張端鴻說，因此服務性是科研助理首要的性質，這是我們特別需要借鑒的。

　　他解釋說，此前國內高校的科研人員往往是以“個人戰斗”為主，其科研組織也大多由老師及其學生組成，結構相對簡單、原始。然而，隨著科技創新模式發展到新階段，高校承擔了越來越多的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關鍵領域核心技術的任務。開展“有組織的科研”也成為高校科研組織模式演化的一種內在需要。

　　“在這一背景下，高校科研組織需要逐漸發展為項目負責人或首席科學家、專任教師、專職科研人員、博士后、研究生以及科研助理組成的規范科研組織。”他說，在這一組織模式下，不同崗位的人員各負其責，工作職責既不能缺失，也不能泛化。

　　“說得再直白一些，我們要特別注意，不能將科研助理異化為‘準學術崗位’，進而從這一崗位性質出發，對科研助理作出不切實際的期許。”張端鴻表示，科研助理最大的價值不在于能對科學研究本身作出多少貢獻，而在于通過設置該崗位，讓“勞務”和“服務”真實地在大學內部發生，并在高校科研組織從傳統模式向現代化模式轉變的過程中，發揮一種“催化劑”的作用，這才是科研助理制度的核心。

　　發揮的空間

　　王玉娜之所以對自己目前的工作狀態比較滿意，除了還算不錯的待遇外，與其所在課題組的負責人、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樊勝根也有很大關系。

　　“樊老師人很好，對我非常關照，團隊成員之間的配合也很默契。”她說，“樊老師在這個課題組還要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因此我也不打算離開。”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科研團隊中，科研助理受團隊帶頭人的影響要大于其他崗位。正如有科研助理在回復網友提問時所說，“跟上一個好的負責人比什么都重要”。

　　臧玉峰對此表示，科研助理是一個“個性化”非常強的職位。由于其服務的對象主要是某個具體的科研團隊成員，因此，團隊成員尤其是團隊帶頭人對其工作的滿意程度，直接決定了科研助理的工作成績。從這個角度說，科研助理職位的靈活性，乃至在某些方面的“缺乏規范”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這不代表著目前科研助理相關制度并無需要繼續完善之處。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華南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教授鐘柏昌便直言，要建立科研助理隊伍建設的長效機制，需要解決好認識問題、經費問題和制度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

　　鐘柏昌介紹，發達國家高校普遍為科研助理劃分了3~4個層級，如“助管—助研—研究員（博士后）—高級研究員”，每層級對科研助理的學歷和能力均有不同要求，但均為臨時性的合同制工作，一般跟著項目走。

　　“在國內，有待建立一個符合國情且有別于教師職稱體系的科研助理分級分類指南，從而為科研助理的發展提供明確的指引。”他說。

　　張端鴻也表示，現階段很多人對于科研助理崗位的基本理解還比較模糊。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對科研助理有更清晰的定位，從制度層面防止人們對其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同時，通過制度規定，設置一個科研助理管理的框架體系，使團隊成員能在形成某些共識的同時，規范對科研助理的管理。

　　“之所以說要制定一個框架，是因為科研助理仍是個性化非常強的職位。可以說，每個科研團隊對于科研助理的要求都有所不同。因此，相關規定必須留有可供不同團隊發揮的空間，而如何在規定性與個性化之間找到平衡，依然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張端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