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如何走向市場創造科技成果轉化加速度

　　 大量科研成果無法走向市場，是讓眾多科研人員一直頭疼的問題。不過，從去年開始，一線曙光慢慢抹開。

　　2014年9月，財政部、科技部和國家知識產權局印發《關于開展深化中央級事業單位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試點的通知》，希望能摸索成果轉化新模式，使科技真正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創新驅動力。

　　此次改革中，全國共有20家試點單位。中科院上海藥物所是上海僅有的兩家試點單位之一。

　　今年年初，上海藥物所剛剛將兩個抗癌新藥項目轉讓給綠谷制藥，且上億元成果不用報上級部門、財政部審批，直接完成轉讓。“這使成果轉化‘提速’了約一年的時間。”上海藥物所副所長葉陽說。

　　科研人員個人收益提高

　　科研成果轉化收益不再上繳國庫，而是由科研院所處置，被視為此次試點工作的一大亮點。

　　據葉陽介紹，此次改革使科研人員的個人收益比例從原先的10%～25%提高到近50%，團隊還可再獲得20%作為開展進一步研發的費用。

　　根據原有制度，作為國有資產，科技成果被“變現”后，扣除獎勵部分，剩下的都要上繳國庫。同時，由于科研院所與高校多屬于事業單位，因此這部分獎勵必須被納入單位工資總額，并且作為單位工資總額基數來核定。“這意味著把獎勵發給轉化成果的科研人員的同時，其他人的收入就會受到影響。”葉陽說。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沈保根看來，如今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比以前好了很多。擁有成果的研究人員可自己持股，得到一些利益，這是轉變的核心內容，也是在給科研人員“松綁”。

　　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遺傳發育所分子農業生物學研究中心主任王道文認為，通過這一舉措獲利的不僅是科研工作者，“轉化方式的通暢將使國家、科研人員、市場、企業、消費者五方獲利”。

　　目前，王道文所在的遺傳發育所也開始采取一些措施推進成果轉化。“我們的一些項目和育種公司及醫學公司都對接得比較順暢。”

　　王道文表示，通過進一步完善框架，使成果變得更易轉化，是各大科研院所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易轉化是說在轉化的過程中各方的價值都要體現，尤其是科研人員的價值。”

　　簡政放權致國有資產流失？

　　在既有的法律條文下，審批程序的繁冗導致很多科技成果的轉化遙遙無期。例如，在武漢光電實驗室里，一項曾拍出高達1000萬元的職務發明ZL從誕生到交易，需要跨過17道審批門檻。

　　不久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簡政放權，成為所有人的期待。

　　然而，在為簡政放權之舉叫好的同時，不少人也開始擔心，科研人員持有部分股份會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做得好，能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就不叫國有資產流失。”沈保根說，像原來一樣卡得過死，國有資產不能創造新的項目，就一點作用沒有。“當然，如果國有部分成為個人掙錢的資本，就有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因此要調節好兩部分的關系。”

　　“如果將成果的所有權歸屬國家，收益權和處置權各方分配，流失問題便不復存在。”湖北省科技廳廳長郭躍進表示，科研成果沒有轉化成生產力，才是國有資產的最大流失，也與政府資助科技項目的初衷相違背。

　　正因如此，科技成果在轉化中的合理定價十分關鍵。

　　葉陽告訴記者，上海藥物所為此重新設計了科技成果轉化流程，使項目操作更加透明、公正。此次轉讓給綠谷制藥的兩個項目，并未涉及無形資產轉讓與作價入股，因此價格是與企業協商而定的。

　　成果轉化須法律保駕護航

　　即便如此，很多專家依然擔心轉化中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

　　目前，各單位都在根據各自情況采取轉化推進措施。這會出現一個問題，即推進力度不夠，會影響科研人員開展成果轉化的積極性，而推進過頭，會被認為不規范。

　　來自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一位科研人員告訴記者，研究人員開展成果轉化本身就有很大的風險，而且在處理與企業的關系時，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進行約束和規定，難以實現對科研人員的保護。

　　沈保根也認為，雖然我國有了一些成果轉化條例，但一些條例依舊缺乏法律參照。因此，必須進一步規范轉化的流程和細節，才能解決成果轉化過程中的“灰色地帶”問題，而這包括對轉化各方責任和義務的明確。

　　同時，盡管轉化法草案已在審議，但從目前情況來看，不少人認為力度并不夠。

　　“法案到底是修正還是修改？修正就是大的框架基本不動，但在我看來，力度應更大一些。”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科技廳廳長周國輝說，法律應該與目前的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相匹配。

　　王道文則認為，國家在處理好科技成果轉化“兩張皮”的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支持科學家做科研，“只有這樣，才能有更多的成果可以轉化”。

　　沈保根也指出，必須加強對成果轉化過程中中試環節的支持。“很多初始階段的成果都很有想法，但因為缺乏相應的支持，走到轉化應用階段很難。”

　　在沈保根看來，如果最終沒有得到應用，再好的成果都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