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而不宣、隱匿百年！牛頓手稿寫了啥？

1727年3月20日，艾薩克·牛頓去世。他生前并未留下遺囑，卻留下了總計800余萬字、凌亂不堪的手稿。

這些手稿里到底寫了什么？后來輾轉流落誰手？為什么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手稿持有人對手稿內容秘而不宣？又是誰揭開了手稿的秘密，從而拼湊出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牛頓？

對這些問題，最近出版的《牛頓手稿漂流史》一書，給出了答案。

《牛頓手稿漂流史》，[英]莎拉·德里著，王哲然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定價：68元

牛頓手稿的“繼承者們”

牛頓終生未娶、沒有子嗣。在他去世后，除了五份陸續出版的手稿外，其他絕大多數手稿都由他的外甥女凱瑟琳及其丈夫約翰·康杜伊特所繼承。

康杜伊特既是牛頓的外甥女婿，也是他生前的摯友和堅定的支持者。與其他只關心手稿出版能賺多少錢的親戚不同，康杜伊特夫婦認定這些手稿具有巨大的價值，必須妥善保存。

康杜伊特曾打算為牛頓寫一本傳記（最后并未成功），因此他在牛頓去世前就對他做過一次專訪，在其去世后仍四處搜集有關牛頓的生平軼事。但對于手稿里的內容，他卻不愿對外透露一個字。部分原因是這些手稿數量巨大、散亂、難以整理，更重要的是，他要維護牛頓的個人聲譽。

牛頓去世時，其個人聲譽達到了頂峰。他被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被支持者們奉為虔誠的科學圣徒、英國理性的典范。

然而他去世幾年后，關于這位科學巨人宗教信仰的流言蜚語開始流傳起來。其在生前就已有所顯露的異端思想的蛛絲馬跡，此時變成了社會公開談論的話題。在當時的時代，這些猜測一旦坐實，會對牛頓的聲譽造成巨大影響。

牛頓的宗教思想到底如何？這些秘密就藏在他的手稿中。他留下的手稿除了涉及力學、數學、光學的探索筆記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關于秘密的煉金術配方以及拒斥三一神論的、激進的異端思想。所以不難理解，康杜伊特為何始終將這些手稿藏于家中，使之遠離外界窺探的目光。也正因為手稿的隱匿，對于牛頓宗教思想的種種猜測，最終未能對牛頓的公共形象造成實質性的傷害。

1737和1739年，康杜伊特和妻子相繼去世。此后，牛頓手稿轉到了與他們女兒聯姻的樸茨茅斯家族手中。此后的150多年間，這些手稿靜靜存放于樸茨茅斯家族的赫斯特本莊園之中，除了偶爾有人匆忙翻閱之外，再無波瀾。

“完美的怪物”是否存在？

就在手稿塵封于貴族莊園的時候，外界對牛頓其人的爭論卻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愈演愈烈。

18世紀20年代，拿破侖戰爭的硝煙散去，英國人將目光轉向了如火如荼的產業革命。隨著科學技術在社會進步中的作用愈發突顯，新興中產階級開始關注牛頓，好奇他的生平和天才特質。

到了19世紀，隨著更多史料的披露，人們驚訝地發現牛頓可能存在另外一副面孔。有人說，牛頓在55歲那年一度精神失常，此后變得乏味枯燥、思想平庸，終日沉湎于神學的迷思。還有人指出，牛頓處處針對天文學家約翰·弗拉姆斯蒂德，是個敏感易怒、睚眥必報甚至兩面三刀的人。

自然，也有人出來捍衛牛頓的形象。1833年，在英國科學促進會第三次大會上，“科學家”一詞被提出來，用以稱呼那些從事一般科學研究的工作者。這是一個擁有共同信念——探索自然規律并將其付諸實踐的新群體。

同時，隨著產業革命的發展，以往將科學和技術進步寄托于個人努力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認為，對科學的巨額公共投資必不可少。因此，對牛頓聲譽的捍衛不僅關乎科學家群體的身份認同，也關乎能否為科學發展爭取到資源。

這些爭論并沒有形成定論，但無論如何，僅從單一角度刻畫牛頓形象的時代徹底結束了。這讓人們開始思考，應該如何看待科學家其人與其科學工作的關系。

那時，科學史的早期推動者奧古斯塔斯·德摩根就提出，應該將牛頓的性格和信仰與其科學成就區分開來。在他看來，許多傳記作家希望將牛頓塑造成一個“完美的怪物”，但實際上，這個“完美的怪物”并不存在。

“最后一位魔法師”

顯然，在19世紀激烈的論戰中，牛頓手稿并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1872年，樸茨茅斯家族決定將手稿中涉及科學的部分捐贈給劍橋大學。劍橋大學邀請了四位學者負責手稿的整理工作，直到1888年，手稿的編目和切割才終于告一段落。此后，這些手稿依然默默存放在庫房里，無人問津。

時間來到1936年，樸茨茅斯家族將手中的非科學手稿交給蘇富比拍賣行進行拍賣。這場拍賣吸引了很多買家，其中就有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凱恩斯尤其關注那些關于煉金術的手稿。在他看來，這批手稿可以徹底修正人們對牛頓的理解。他認為，牛頓的世界觀并非以理性的科學為主導，而是尊奉一個更古老的世界圖景，即認為世界是互相聯系的統一體。由此有了他這句名言，“牛頓不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師……他看待可見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方式，與數千年以來為人類思想傳承添磚加瓦的先哲前輩，并無不同”。

而對于牛頓精神狀態的老話題，凱恩斯確信，牛頓的神學和煉金術信仰出自一個精神正常的人，手稿顯示出“嚴謹的學識、準確的方法、極度冷靜的陳述”，是牛頓在步入晚年或可能出現精神失常之前就已經寫完了的。

這次拍賣使得牛頓手稿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科學史學科的興起和發展，牛頓手稿的研究才真正走上正軌。

“1872年，當牛頓手稿第一次被拿到劍橋大學時，人們想得很簡單，覺得這是一位物理學家、數學家、化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很快就能把手稿整理好。可是這一做就是16年。人們這才意識到，手稿研究是非常復雜的工作，解讀它們需要相關學科的專家。這就是對科學史這門學科的呼喚。”該書譯者、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助理教授王哲然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道出了手稿研究的這一重要意義。

手稿整理只是體力活？

在科學史學科發展的帶動下，牛頓研究蔚然成風，甚至被稱為“牛頓產業”。基于手稿的牛頓選集紛紛出版。

很多學者根據個人偏好，試圖從手稿中揭示牛頓的不同側面。有人認為牛頓開創了獨具一格的“牛頓主義”思想風格，強調在物理世界中反復檢驗數學模型的真偽；有人指出牛頓是一位煉金術士，認為地球是一個具有生命、能夠呼吸的有機體；有人則從心理學視角出發，探討牛頓的情感關系。也有學者不愿轉變或解構牛頓的形象，僅僅滿足于使用新的手稿材料探究科學方法層面的問題。

但在《牛頓手稿漂流史》一書作者、科學史學者莎拉·德里看來，這些研究仍試圖將牛頓簡單化，而忘了手稿中還蘊藏著更為開放和多元的可能性。

德里認為，那些松散斑駁的紙稿、反復修改的筆跡，與其說揭示了牛頓構筑哲學大廈的基礎，或是描述他理性思考的過程，倒不如說是體現了他“永不止息”的思想狀態。

“永不止息”一詞出自牛頓的一封信，后來成為迄今最權威的牛頓科學傳記的書名。“那顆運轉不停的頭腦的確在尋求真理與統一性，若是輕而易舉就能將它們講清楚，恐怕很難令人滿意。”德里在書中寫道，這些手稿“不是對單一事實的敘事，而是對大量相互交織的事實的敘事”。

“這也反映了手稿研究的價值所在。”王哲然說，“它為很多研究提供了最基礎的材料，也提供了無法預知的可能性。”

王哲然自己的研究就與手稿密不可分。他的博士論文《文藝復興透視法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后來從事的科學儀器和技術發明的復原研究，很多內容都建立在對達·芬奇手稿的研究基礎之上。

“我之所以能做這些研究，正是得益于一個意大利的達·芬奇手稿數字化項目。手稿研究是一個能惠及整個學界的、具有長尾效應的學術工作。一位手稿整理者無法預期自己的工作將會幫助到誰、產生怎樣的學術成果。”王哲然說。

然而，與其研究價值相比，最基礎的手稿整理工作則處于“吃力不討好”的尷尬境地。“哪怕是在西方，研究機構也更鼓勵創新性成果，一般認為手稿整理相對而言是體力活，學術成果評價上會比較低，甚至不被算作正經的學術工作。”王哲然說，“這對我國學界也是一個提醒。現在我們要大力發展基礎研究，那么那些基礎研究中的基礎性工作，是不是也應該得到支持？”

在王哲然看來，這種基礎性工作非常有助于人才培養。“一位精于基礎工作的研究者，論文可能發得不多，但知識儲備和學術功底往往很深厚，是上專業課、帶學生的好手。如果人人都去趕時髦、追熱點，忽略了這些基礎性的學術工作，長此以往，將使學術研究日益淺薄，造成很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