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學士學位教育如何才能“自然而然”

盧曉東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

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在普通高校繼續開展第二學士學位教育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正式印發，強調“第二學士學位教育作為大學本科后教育，是培養復合型人才的重要渠道”。對第二學士學位教育的重新定位，開啟了我國高等教育系統第二學士學位教育再出發的新階段。

今年已是此次重啟后的第5個年頭。不久前，教育部公布2023年度普通高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其中包含大量第二學士學位專業。例如，同濟大學一口氣備案了23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

在高等教育系統中，第二學士學位教育不可或缺。其重要功能是幫助作為個體的學習者快速應對市場、產業結構變化對人才和人力資源的需求，為個體新的學習動機提供學習機會，以增強其適應能力。

這里提到的“個體”，既包括在校生，也包括畢業后已經工作的個體。個體在工作中可能從一處遷移到另一處，工作也可能發生變化，致使其在此前所學專業外，產生學習新專業的動機。此時，第二學士學位就成了最佳選擇。

同時，由于個體處于工作狀態，通過遠程教育、開放教育攻讀第二學士學位就成為重要選項。

在這方面，國家開放大學的一些作法頗具啟發意義。該校的所有本科專業雖未備案為第二學士學位專業，卻很可能成為很多已獲得第一學士學位，希望開始第二學士學位學習的人的選擇。

據了解，2023年秋季國家開放大學的注冊學生中，約1.4萬名新生已具有第一個學士學位。其中，約有290人具有碩士學位，甚至有8人具有博士學位。對在校生整體估計可以判斷，國家開放大學是目前第二學士學位教育規模最大的高校。

與普通高校的第二學士教育管理辦法相比，國家開放大學的第二學士學位教育有3個關鍵不同點，這使得它的第二學士學位教育已經達到相對完善的程度。更重要的是，這種完善的程度并非是在政策層面的強制要求下實現的，而是通過一定制度的保證“自然而然”達成的。這值得普通高校第二學士學位的管理制度和辦學模式借鑒。

第一，國家開放大學的第二學士學位專業不需要向教育部申報和備案。

那么，普通高校的第二學士學位專業是否需要向教育部備案？對 “第二學士學位教育”的語義分析表明，“第二”所指其實是作為學習者的個體，而非高校本身。第二學士學位生具有的共同學歷背景特點，是他們已經有了“第一”個學士學位。

在個人成長時間線上，“第一”與“第二”相互依存——有“第一”才有“第二”，否則“第一”便無從言說。進而言之，第二學士學位教育中，“第二”的所指完全不是高校。正如國家開放大學一樣，任何一所本科高校的本科專業，自然都可以招收具有“第一”學士學位背景的學生，不必重復學習通識教育課程模塊，而僅學習專業課程模塊即可。

這意味著，第二學士學位專業課程作為學士學位專業課程的一部分自然存在，高校的專業一旦設立，就自然具備開展第二學士學位教育的條件和資格。明確這一點，在財政緊張的當下，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門都可以節省很多過去被浪費的行政管理成本。

第二，普通高校的第二學士學位教育限制報考者的畢業時間。按照《通知》規定，第二學士學位主要招收當年普通高校本科畢業并獲得學士學位的應屆畢業生，以及近3年普通高校本科畢業并獲得學士學位、目前未就業的往屆生。其他人員原則上不得報考。

然而，國家開放大學按照終身教育的理念辦學，并不限制學生的報考年限和時間，這是其第二學士學位教育達到如此規模的關鍵。

那么，普通高校是否也應放開報考者的畢業時間限制？從教育理念來看，這是完全應該的，但有一個值得擔心的問題——放開對報考者畢業時間的限制是否會引起學生的規模過大？

在筆者看來，控制規模的關鍵是學費和財政撥款。如果第二學士學位的學費由高校自主確定，同時財政不再給第二學士學位教育撥款，高校就獲得了確定本校第二學士招生規模的更大自主權。由于學生需要為第二學士學位付出兩年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如果還需要支付更高的學費和住宿費，其在選擇第二學士學位時將比現在更謹慎。在逐步成熟的市場機制調節下，第二學士學位的教育規模將自然而然得到合理的控制。

第三，按照《通知》，目前各普通高校第二學士學位的招生規模是受限的。正如上文所述，實行規模合理控制的關鍵在于學費和撥款，特別包括了學生的住宿補貼。對第二學士學位學生而言，財政已經為學生第一個本科期間的住宿成本提供過補貼，再為其第二學士學位期間的住宿成本提供補貼并不公平。國家開放大學的第二學士學位學生完全沒有宿舍，這也是其規模自然而然的關鍵。

對國家開放大學第二學士教育的分析意味著，《通知》還需持續修改和完善，這樣才能使第二學士學位教育在國家高等教育系統中自然而然發揮其功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十四五”規劃重大項目“教育與高質量發展研究”〈22JJD880003〉成果之一）

《中國科學報》 (2024-04-30 第3版 大學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