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軍：跨學科交流是實現知識創新的必要條件

　　由于我們傳統文化中沒有研究知識或知識論的理論傳統，所以歷史上也就相應地沒有分科治學的學科設置。這種分科治學的設置開始于亞里士多德，完成于近代的歐洲大學。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近代以來我們逐漸拋棄了書院的模式，而創設新式學堂，開始知道分科治學對于促進學術進步和知識發展的益處。

　　分科過細難以培養創新人才

　　分科治學在歷史上極大地促進了知識的進步與發展。知識的急劇膨脹和迅速傳播就最為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在過去十年中，信息數量以幾億倍數在增長。知識與信息增長在極大地改變著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與世界的性質。但我們也必須看到，知識與信息過度膨脹帶來的負面效應。這就是，過于瑣細的分科設置只能培養和造就大批擁有某一領域的專精知識系統的專家，但絕對不可能出現知識創新人才。

　　早幾年，美國大學已出現跨學科交流的創意和計劃。無疑，這樣的創意和計劃是符合學術進步與知識創新的新趨勢的。

　　但在我們國內高校，由于現實利益的考慮，卻無人過問或在意這樣的改革高等教育的大問題。因此，我們現在的大學研究機構遵循的是過度分科治學的原則，出現了研究中國文化的不懂西方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的對于中國文化隔膜不通的現象；培養了大量具有某一領域內的精深知識的專家學者，卻創新乏力；學術視野狹窄，缺乏跨學科的方法論和知識方面的訓練；沒有問題意識和懷疑精神。

　　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在分科治學的基礎上力圖打通各學科的界限，綜合中西文化各自的長處，推陳出新，建設中國新文化。如，中國現代研究院的學科綜合工作將以哲學理論為基礎，綜合人文學科、社會學科、文理、理論與技術等；強調相近學科即人文學科之間的融合與交叉；重視跨學科之間（藝術與科學）的融合；重視學理研究與技術的綜合；加強與國外學術界的交流。

　　強調跨學科研究不是完全否認分科治學的重要性，更不是說分析方法弊端叢生，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的綜合的思維上去。

　　知識創新須加強知識研究

　　我們的文化素來沒有重視學理或理論或元知識研究的傳統。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我們始終認為自己文化之所以在西方面前潰敗，乃是由于我們的物質文明不行，而沒有看到西方物質文明背后的兩千多年來漫長的科學理論研究和積累。　

　　正是在這種片面認識的指導下，自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以至今日，我們的社會看重的只是技術或工藝。很少有人去從事深奧的系統的理論研究。

　　殊不知，技術正是學理知識體系支撐的。要在國內積極提倡知識創新，就必須改變這種重術、不重學的局面，加強和鼓勵理論的或知識的研究。

　　要根本改變目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投入方式。政府很重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建設，但目前的投入方式卻難見成效。因為這種投入方式完全與知識創新模式背道而馳。

　　筆者建議，要重視對基礎學科、理論研究的投入。基礎學科與理論研究的投入不應采取項目制，而是要普遍改善此領域內全體研究人員的研究條件，應將研究經費、購書款項、開會差旅費打入個人工資內，而不是采取報銷制。此種投入方式可以極大地降低甚至取消高校和研究機構內的行政過度干預學術的現狀。同時，反對將研究人員人為地分割為三六九等。要堅決反對急功近利的硬性科研指標評價體系，此種評價體系不但無助于我國的知識創新，反而會損害、阻止知識的進步與創新。

　　大學本科的教育模式，尤其是中小學教育模式亟須改革。要采取跨學科式的教學模式，理、工、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之間不應有硬性區分。溫控、工科學生要選修理科，反之亦然。所有的學生都應該有人文、藝術、體育等方面的訓練與素養。

　　現在大學教育體制的弊病是學科設置過于瑣碎，分化太細，只能培養專家或技術人員，不可能培養出具有知識創新的人才。同時，教學模式不應是灌輸式的，而應是對話式的、討論式的、啟發式的，強調注重過程式的教學模式，不要過分強調結論或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