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大校長熊思東：地方院校發展亟須國家戰略

　　 未來不僅僅是“中等發達”高校，一旦把地方院校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這對更多地方院校來說都是脫胎換骨的震動，其治理結構、治理辦法、格局視野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在經濟學上，有“中等收入陷阱”一說。類比高校，也引申出“中等發達”高校一說。然而，這里所說的并不是收入，而是發展階段。意指經歷快速發展、取得一定影響力后，還在尋找下一階段突破口的高校。

　　地方院校的發展怎樣越過“中等發達”陷阱，進入高質量、高速發展階段，這是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背后刺痛的是地方院校發展的痛點。

　　在熊思東的思考中，有幾個關鍵詞：內涵式建設、地方院校、國家戰略。這些關鍵詞的有機組合，不僅關乎“中等發達”高校的發展，更與未來我國地方院校乃至于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息息相關。

　　內涵式發展至少應做好三件事

　　我國高等教育提出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已經多年，然而，放眼國內高校，以量謀大的發展模式還是廣泛存在。那么，大家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內涵式發展嗎？

　　“‘內涵式發展’這樣一個簡單的表述，大家都能理解又都沒理解透。它針對外延式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家容易理解。但具體到某一所學校、某一個領域又不太容易理解，你所在的高校的內涵是什么？換句話說，高校的要素是什么？只有知道要素才能知道怎么開展。”熊思東說。

　　在他看來，內涵式與外延式要區別量與質的關系。

　　外延式發展是以規模擴張為基礎的人、財、物的增加；以消耗教育資源為基礎的教育質量、效益的進步，是量的表征。具象來看，外延式的擴張在于把一個校區變為多個校區，單一學科的學校變成多學科的學校，多學科學校變成綜合性學校，沒有某一學科增添某一學科等。

　　內涵式發展則是以師生身心發展為基礎的教育質量、效益的全面進步，是質的發展。內涵式的發展在于內部量的有機疊加。諸如以學科為核心，把一個系的較為單一學科發展為學科群概念的一個學院，并在該學院添加相應的質量要素。

　　外延式擴張與內涵式發展的重要區別在于：“增量擴充”與“存量優化”，在于“以量謀大”與“以質圖強”，在于“資源消耗”與“資源集成”，在于“規模拉動”與“改革驅動”。

　　熊思東認為，一所大學內涵式建設的根本標準在于是否有利于激發師生創新活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是否有利于完善高效管理體系。因此，一所大學內涵式建設至少需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內部治理結構，這在內涵式建設中至關重要。從嚴格意義上說，要處理好三對關系：教師和學生的關系、行政和學術的關系、學校和學院的關系。具體表現為，在學校層面黨委領導的校長負責制，科學管理、民主監督。

　　第二個是師資隊伍，師資隊伍建設是高校的核心工作，也是內涵式建設的第一核心工作，它解決的是發展資源的問題。師資隊伍建設特別要強調立德樹人，教師本身應該有崇高的道德品質，有堅定的政治信仰，有明確的價值指向。

　　第三個是學科建設，內涵式建設在高校的要素是學科，學科是高校重要工作的抓手。抓好學科建設是高校的核心工作，學科建設抓好了，方方面面才會好。

　　“內部治理是體制、機制，師資隊伍是人，學科是核心。內涵式建設要圍繞這三個方面，不僅要重視量還要重視質，不僅要重視質還要重視結構，不僅要重視結構還要重視動態調整。”熊思東說。

　　不能強調“地方”而忽略“大學”

　　站在地方院校的角度，該如何看待內涵式建設，熊思東提供了不一樣的視角。

　　他指出，地方性大學是個集合名詞，但現在無論是政府還是管理部門，無論是學校還是師生，都特別強調“地方”而忽略“大學”。實際上，不管是中央直屬大學，還是地方性大學，它的根本屬性都是大學，都有共性。

　　他進一步指出，地方性大學與中央直屬大學首先是大學，它承擔了大學的5個基本功能——教學育人、科學研究、服務社會、文化創新與傳承、國際合作與交流。

　　第二，地方性大學和中央直屬大學并沒有質的差別，不能簡單地以水平高低來區分，主觀地認為中央高、地方低。否則，一些地方性大學的管理者容易滋生一種心理，“反正地方院校能做到如此就已經不差”，就此把地方院校作為“質量低下”的代名詞。

　　第三，地方院校要服務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但是它的視角和格局不能局限于地方。

　　第四，服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范疇也是變量，不能局限于這所大學的物理所在地的范圍。

　　“所謂地方大學的內涵式建設，必須要對地方性大學有所認識和理解。”熊思東說。

　　實際上，全國2900多所大學中，95%是地方院校，97%的在校大學生在地方院校學習。地方大學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中處于承上啟下的獨特位置，在推動區域創新、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起重要作用。同時，在我國高教大眾化進程中承擔著主力軍的歷史使命，對教育強國戰略發揮著基礎性和全局性的作用。

　　“在這種形勢下，對地方大學的理解，更要從一所大學承擔的基本功能出發，加強地方院校建設，特別是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建設。它符合我國從大國向強國的發展中一個站在世界舞臺中央的大國教育的定位。”熊思東說。

　　變“自選動作”為“必選動作”

　　地方院校這些年固然得到發展，但由于身份、管轄和財政途徑的限制，其發展受到了一定影響。不乏有些省份對地方院校，“有錢就多發展一點，沒錢就少發展一點，有錢就快發展一點，沒錢就慢發展一點。”“今年有預算就多發展一點，沒預算就少發展一點”，缺乏剛性、戰略性的發展。

　　熊思東以“雙一流”建設為例，中央高校進入“雙一流”有政策、經費、中央財政保證，而地方院校進入“雙一流”雖說在同一平臺、標準里，但是每所地方院校所得到的支持卻大不相同，事實上是根據地方財力來決定“雙一流”能獲得怎樣的資源。“‘雙一流’本質上是國家戰略，但在地方都沒有實施好。”

　　再如，在重點實驗室、長江學者等平臺和資源的申請上，部屬院校沒有名額限制，而地方院校卻有名額的要求。博士生專業設置的自主權本應以能力為主，但地方院校在申報的時候，卻受到許多政策性限制。

　　“我的建議是，不改變地方院校的行政屬性，也不改變地方院校的撥款渠道，而是把提高地方院校的辦學質量、促進地方院校走內涵式建設作為國家戰略，在國家層面上予以明確。”熊思東說，上升為國家戰略，一個作用是破除中央與地方的身份限制，另一作用是將地方院校的政策實施由“自選動作”上升為“必選動作”。

　　他解釋，在國家層面整合資源，由過去有多少資源辦多少院校，變為基本的資源配置。地方有能力，國家就少配置資源；地方沒能力，國家就多配置資源。但是，“必須做到位，這是國家戰略與非國家戰略的重要區別”。至于怎么組合力量，還應該區別對待。

　　此外，辦學成效不僅僅是地方政府自我加壓、自我評價，還要上升為國家層面的評價。第四輪學科評估、“雙一流”評估沒有懲罰性條例，即便是“雙一流”設置了淘汰機制，但依舊沒有懲罰機制。做不好應該受到相應的批評與懲罰，這是國家戰略層面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現在高校做得好給一些獎勵，做不好無須承擔任何責任，責權利并不對等。”熊思東說。

　　“換句話說，打破現狀要把‘自選’變為‘必選’，把‘可做可不做’變為‘必須做’，把‘能做到什么程度’變為‘必須做到什么程度’。”熊思東說。

　　“腦袋還沒進去”是一大困惑

　　“倘若國家戰略成真，在推進的過程中，國家、高校還要破除哪些觀念上的限制？”《中國科學報》記者問。

　　“現在所進行的不是淺表性的改革，也不是局部性的改革。”熊思東說，之所以我國大學建設要把提高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上升至國家戰略，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國家戰略意味著在國家統一統籌下，進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財政、地方財政的分工合作。

　　他提醒道，“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有了分工就行，只有分工沒有責任的傳遞和分擔還不行。地方院校的建設以地方為主，這是分工，但責任還在政府，在地方和中央兩級政府。我們所辦的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學，而不是在建中國某個地方的大學。為了管理方便可以分為中央、地方，但在全球視野中，無論我國哪所大學都被認為是‘中國的大學’，而不會說這是中國的部屬院校，那是地方院校。”

　　觀念的轉變，是對國家辦教育強國的考驗，也是對高校尤其是“中等發達”高校的考驗。

　　熊思東指出，一所高校經歷高速發展以后，即將進入新的發展形態。然而，根據一些指標描述，從教學型為主的大學變為研究型為主的大學，從地方格局的地方院校變成全球格局的院校，從默默無聞的綜合性大學變成有一定影響力的綜合性大學，“中等發達”高校對新身份的適應非常不到位。“部分身子進去了，腦袋還沒進去。”

　　他坦率地說，一些“中等發達”高校在盡情享受贊譽的同時，在具體問題上并不以一所高水平大學應有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不以一所研究型大學的辦學模式來改變自己，不以已超出了地方大學視野、格局的發展現狀來評估自己，這是“中等發達”高校發展面臨的最大難處。

　　“未來不僅僅是‘中等發達’高校，一旦把地方院校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這對更多地方院校來說都是脫胎換骨的震動，其治理結構、治理辦法、格局視野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采訪結束前，熊思東肯定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