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我們要做什么樣的學問

目前的科技界讓無數學者在充滿了火藥味的學術戰場上“廝殺”

最近，筆者應邀參加國內某學會組織的學術會議，遇到了幾個多年不見的朋友。閑聊中，得知不少年輕同行進步很快，有些榮升院士，有些獲得 “杰出青年”、“百人計劃”獎勵。對他們取得的成績感到由衷的欽佩。但是，對少數學者為取得上述輝煌成就，采取犧牲別人利益，甚至不惜造假的做法，卻感到很悲哀。

某教授十幾年不發表論文了，他瞄準的是高影響因子的國際論文(在圈子里這個做法被戲稱為“憋大的”)。其間，幾個學生不能按期畢業。該導師不允許低分SCI論文發表，為此，學生們得不到學位。因無博士學位，有的輾轉幾個地方做高級“臨時工”。由于沒有穩定的收入，妻子與他分手了。最后，文章在國際著名刊物上發表了。一炮走紅，學者如愿以償晉升院士。文章署名時，三四個學生為并列第一作者，但真正的受益者是通訊作者，院士名號自然就是“老板”的了。

某學者手下一位女博士生，入學5年了，還沒有畢業，原因是沒有高影響因子論文發表。單位規定博士生發表1分以上的論文就可畢業，但具體到一些課題組，這個砝碼被加大到3分以上。如此規定苦了博士生們，尤其女博士。年齡對于女生意味著青春、愛情、家庭與幸福。因為不能按時畢業，該女生就按導師的要求幫別的學生作試驗，而自己的前程一籌莫展。早就過了結婚年齡，依然孤身一人。由于“規定”在先，女博士生無法抗爭，整日憂郁，連人都不愿意見。

高影響因子SCI論文，尤其那些超過30個點的文章，一篇向院士邁進一大步。這個目標誘人異常，無數年輕學者為此拼命，競爭也是異常殘酷的。畢竟功夫不負“有心人”，不少人成功了，院士頭銜，加上年輕，就意味者金子般的光環、巨額的研究經費、大量的研究生、重大的發言權。由是之，一旦院士桂冠到頭，恰如當年范進中舉，身價上升自然就不止百倍了。有了這個“光環”，有人甚至不把那些曾經培養過他們的老前輩放在眼里。南方某研究所召開座談會，討論要不要保留一個曾經有50年歷史的學報(新任主編擬改英文版)，當老主編滿含激動之情力陳保留該刊物時，發言竟被新當選的年輕院士不斷打斷，最終被轟下了臺。

大約七八年前，筆者始聽說論文署名有通訊作者之說，一篇論文的受益者通訊作者甚至比第一作者更重要(筆者因此平添了幾十篇通訊作者論文)。最近，又聽說一篇好的SCI論文可有多個并列第一作者，或并列通訊作者，只要在論文發表時注明就可以了。“老板”、“通訊作者”、“并列第一作者”、“并列通訊作者”，據說都是起源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這種規定下，真正掌握學術資源或研究經費的教授掌握很大的權力，學生們幾乎成了“打工仔”。

目前的科技界，年輕學者沿著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的目標奮斗;“教授分級”又把上述目標細化為“十三個臺階”;爬到頂端后，還要競爭博士生導師;當了博導后，有些單位還要競爭首席研究員，最終目標是院士。這些目標，讓無數學者在充滿了火藥味的“學術戰場”上“廝殺”。耗盡了自己的一生不算，還搭進去學生的青春、幸福甚至家庭。發表論文乃是青年學者的最大“政治”。為此，學術造假層出不窮。一些學者明白造假論文在國內易被揭穿，就改用英文在國外發表，還是SCI的，一舉兩得。筆者一個朋友就審理過這樣一篇來自國外SCI刊物國內學者的稿子，因朋友非常熟悉該作者的情況，知道他沒有能力從事其論文描述的研究，數據是編造的，當場揭穿有礙中國人形象，就以學術水平低為由拒絕了。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篇文章后來發表在更高影響因子的SCI刊物上!

科學的真諦在于追求真理，最終目標是促進社會進步，為人類帶來福祉。但是，目前頗有一些中國科學家很少以這個目標為己任，而是言必稱美國，自信力缺乏。殊不知，美國流行的人生理念和消費模式恰是造成地球生態不可持續的根本原因。以我為中心，也正是西方思維模式的主體。這個理念嚴重動搖了中國學者固有的“仁、義、禮、智、信”的做人基礎，代之以追求物欲和極端的個人主義。

我們要做什么樣的學問?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我們要做什么樣的人。

《科學時報》 (2008-8-1 周末評論)

作者簡介：山東平邑人，1964年9月生，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中國國家委員會副秘書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城市組委員、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理事、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生態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植物學會植物生態學專業委員會委員、《植物生態學報》常務編委、《生態學報》編委、《植物學通報》副主編、《生命世界》編委、《新京報》特約評論員、北京植物學會常務理事、青年工作委員會主任。(來源：中科院植物所生理生態創新研究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