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取消碩士博士論文掛鉤;取消職稱評定與論文數量掛鉤,僅僅要求出示少量代表作,強調科學貢獻;取消經費申請附論文清單,讓科研回到科研。
最近,科學網某網友披露了一組數據:作為開放獲取的電子刊物Plos One發表論文量劇增,從2008年的2720篇,發展到2013年的32408篇。其間,中國學者在該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從145篇增加到6000篇,增加了40倍。又據有關部門統計,2013年我國學者發表的論文共16.47萬篇;過去10年間,共發表國際論文114.3萬篇,排在世界第2位,成為名副其實的學術論文大國。
大量論文發表,尤其發表在競爭力較大的國際刊物上,說明我國科研水平在提高。然而,第二論文大國并沒有使中國變成科技強國。其實,論文數量猛增是評估體系起到了巨大的指揮棒作用,是“科技勞動力密集型”表現出來的暫時優勢。當前,研究生學位、研究人員與大學教師職稱晉升、經費申請、科研獎勵、院士遴選等等,無不與發表論文掛鉤。在這樣的前提下,發表的并非都是科研成果,而是功利主義的“果實”。過度發表不僅造成科研經費和勞動力浪費,搞不好還會阻礙國家創新能力,試分析如下:
第一,過度發表催生大量跟風研究。如果研究人員的科研目的,就是為了發表文章,他們就什么容易做就做什么,跟風現象十分嚴重,甚至沒有了必要的科學質疑精神。中國學者發表的大量論文,受刊物影響因子左右,往往是比著葫蘆畫瓢,思路受到限制,不敢提出創新的觀點,很難有真見卓識。很多研究論文發表后,被束之高閣,連自己都不愿意多看一眼。一些從國外回來的科研人員,在國外得到的訓練就是發表文章,其思路多為西方導師的,或追蹤國際好的SCI刊物,重復設計實驗,或干脆將國外做過的實驗擴大規模繼續做,基本沒有原始創新。
第二,為發表而發表,打壓了年輕學者的科研興趣。不少科研單位和高校都硬性規定研究生發表或接受一定數量的論文才能獲得學位,如規定博士生必須發表1篇以上SCI或2篇核心期刊論文;碩士生發表1篇以上核心期刊論文。在這個基礎上,有的單位還要加碼,如要求發表的SCI 論文必須達到影響因子1分以上。有了這些規定,許多研究生不能按時畢業,四五年得不到學位的大有人在。在論文發表壓力下,研究生們對學術研究毫無興趣,學術研究成了“卡”“壓”青年學者健康成長的“學術游戲”。
第三,大量沒有學術價值的論文成為垃圾論文。四年前,井岡山大學兩位講師因發表70篇 SCI論文造假,被撤銷論文,同時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其實,井岡山大學的兩位老師是當前科技制度的犧牲品。由于評估或獎勵體系僅看數量,不問質量,也不管論文是如何寫成的,就給一些投機分子可乘之機,學術造假與學術腐敗嚴重。論文發表過程中,花錢雇槍手、花錢改英文、花錢買發表等等已不是個別現象了。
第四,學術浮躁,科研商業化。目前科研機構的體制,科研人員能不能發出工資來,或發多少,其評價標準就是論文指標。科研人員為保證基本的人格尊嚴和生活需求,不惜淪落為論文“奴隸”,成為科研大軍中的“農民工”。生存是生物的本能,同樣也是人類的本能;不僅是官員的本能,更是商人的本能,也是科技人員的本能。當發表SCI文章還有物質獎勵這樣的誘惑時,將論文變成商品就難以避免,更何況許多科研單位的績效發放是與一定級別發表的論文數量直接掛鉤的,想方設法將文章發表出去。發表論文與申請經費這兩件事,科研人員最關心,而論文又代表著經費,因此,論文發表幾乎成了當前中國科研人員的唯一科研活動。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造假的成本遠遠低于造真的成本,這就像盜版書屢禁不止一樣的道理。如果大家都不買盜版書,就不會有盜版現象,因為沒有市場了。遺憾的是,現實中圖便宜的大有人在,因此盜版就不可能消失。其實學術造假比起官場腐敗和環境破壞來,是小巫見大巫,是窮知識分子的一點小聰明而已。學術造假盡管有一定的風險,但是被抓住的僅僅是少數。在利益誘惑面前,學術造假將會前赴后繼,并將不斷升級。
第五,一個沒有了科學精神的民族是危險的。目前的學術論文為主的評估體制,讓中國科技界非常被動:思路被人家引領,儀器要買人家的,成果要發表在人家的刊物上,大的獎項如諾貝爾獎還是人家說了算。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科學家永遠是打工的角色,許多人浪費了青春乃至終身,一無所獲。
官員政績考核靠GDP,科研人員考核靠SCI,這兩個洋指標在中國能夠流行二三十年,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嗎?GDP崇拜,最終導致了帶血的GDP出現;SCI崇拜,最終導致了中國的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橫行,言必稱美國、食洋不化最終導致了中國原始創新動力的夭折,使得大批優秀的科研人員尤其具有創新潛力的青年學者淪為SCI奴隸。當前,國家已經叫停了將GDP作為官員考核的硬性指標的做法,那么,科研人員的SCI“緊箍咒”呢?
建議取消碩士博士論文掛鉤;取消職稱評定與論文數量掛鉤,僅僅要求出示少量代表作,強調科學貢獻;取消經費申請附論文清單,讓科研回到科研。中國科學院,還有國內重點高校,應當嚴把入門關,通過政策渠道穩定科研隊伍,在理論上提出自己的核心觀點,敢于挑戰權威;在應用上瞄準國際重大需求,以任務帶學科,最終實現國家原始科研創新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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