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北大校長許智宏為何牢騷滿腹

近日，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在“北大研究生教育90周年”新聞發布會上感嘆，在德國，一個大學教授會用40%的時間搞科研，40%的時間教學生，剩下20%的時間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包括擔任行政管理職務。而在中國，一個學者如果做了大學校長，僅處理行政事務，一天24小時都不夠用。他稱自己自擔任校長以來，每年只能招收一名研究生。雖然自己很喜歡做研究，但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下，大學校長行政性事務過多，不可能有太多的時間來指導自己的學生。而即使僅僅想了解一下所研究領域最前沿的動向，也只能偶爾利用睡前時間翻翻學術期刊。（12月24日《中國青年報》）
 
不知該怎么形容讀到許校長這番感嘆后的感受。在當今這個時代，教授當官，已經成為一種時尚。網上流傳有一種說法，據稱是在博客中國召開的一次討論會上，人民大學的“教育釘子戶”張銘教授很痛心的說，現在的大學就是一衙門組織，教授不當官，就什么也不值。如果非說值什么的話，也就值個屌。又有人說現在教授們見了學校的處長、院長和主任等等態度之恭敬，簡直就和見了皇上差不多，更甭提見校長了；見了校長，那就和恭敬祖宗無二。所以，我感覺許校長的這番牢騷中“得了便宜賣乖”的成分很濃；最起碼，也讓人感覺是一種無病呻吟吧。
 
那么，根據許校長的這番牢騷，我不能不有兩個問題要問許校長：為什么中國的大學校長行政性事務過多？大學校長是否還有必要搞學術、帶研究生？
 
根據我的理解，許校長在列舉德國大學的例子時，其所謂的“教授”，應該是象許校長一樣具有校長身份的“特殊教授”，因為只有如此其所做的對比才有意義。而我們知道，從大學的功能上講，德國的大學與中國的大學應該是完全一致的——全世界的大學其功能都應該一致。既然如此，德國大學校長與中國大學校長在所擔負的行政性事務上差距如此之大，恐怕就是個大問題。或者是德國的大學校長們對于該管的事沒有去管，或者是中國的大學校長們管了太多本來就不該管的事，二者必居其一。我不知真正的問題在哪里，但網上有一種說法稱，在中國的大學里，行政官員們占據了大學絕大部分資源，他們呼風喚雨，獨斷專行。他們要經費有經費，要學生有學生，要實驗室有實驗室……而我理解，如此一來的結果必然是：大學里所有官員的行政性事務都會格外得多，校長又自然是行政性事務最多的那一個！
 
至于許校長之不能再搞學術之“苦”，倒也并非許校長之“首創”。而網上對此有種比較刻薄的解讀，說那是一些做了官的學者既想抓住當官的好處不放，又想同時享受知識分子所專有的崇高社會形象。我是不太同意那種誅心的說法的，不過，我也有兩個例子要告訴許校長：蔡元培先生該算得上是中國大學校長的最高標準了，他老人家“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造就了北大至今依然的輝煌。但他別說在大學校長任內未有任何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出來，終其一生在學術上也似乎沒有什么大的成就，以至于被北大教授陳平原先生定位為二流學者；而現任耶魯大學校長雷文則曾如此給自己定位：“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一定要有展望大學發展方向和提升大學品質的愿景，能夠制定遠大而且可以實現的目標，能夠將大量時間集中在主要的行動上。”為此，雷文任校長12年，放棄自己曾經的專業，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唯一專著也是有關教育本身的——《大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