賺不賺錢很重要嗎民辦高校該如何“分類管理”

　　 如果有哪級政府沒有讓市場更好發揮作用，這本身就是政府沒有更好發揮作用的主要問題。國家決策部門工作的關鍵是讓民辦學校有更加寬松的環境，能夠自由競爭。

　　“要構建非營利性和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差別化扶持的政策體系……對民辦教育實行‘分類管理，差別化扶持’更有利于滿足教育的公益性屬性和多樣化需求。”這句話是教育部副部長魯昕不久前在參加一次會議時發出的聲音。

　　兩個月以前，在教育部于2月發布的2015年工作要點中，“研究制訂民辦學校分類管理配套政策”成為了今年的工作重點。而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部分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明確對民辦學校實行分類管理，允許興辦營利性民辦學校。

　　短短幾個月時間里，對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成為教育主管部門屢次提及的一個話題，似乎在未來幾年，一場對民辦教育分類管理的改革已經不可避免。那么，這場關乎民辦高校生存與發展的改革是否適逢其時？

　　結婚后不該“住在一起”？

　　事實上，對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早在新世紀初，就有有識之士提出過“必須盡快把民辦教育機構區分為營利教育機構和非營利教育機構”的問題；而在2011年頒布的《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積極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的提出，顯示政府的態度已經明確。

　　對于此舉的原因，全國政協委員、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院長秦和在一次兩會提案中的一段表述或許可以解釋。她提到：“目前國內民辦高校形態多樣，舉辦者的辦學目的、價值選擇多樣，很難由國家統一出臺政策。解決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講，必須將民辦高校區分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實行分類管理。”

　　而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中國民辦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吉利大學教育研究所名譽所長蔣國華也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前，當社會民間資本沒有進入教育領域時，教育界根本就沒有“營利”與“非營利”之說；只有當民間資本大舉進入后，對教育投入的構成也隨之產生變化，對民辦高等教育實行分類管理也就成為了必然。

　　“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對私立學校實行分類管理已是一種慣例。我們討論對民辦高校是否應該分類，就像討論結婚之后該不該住在一起一樣，根本沒有意義。”蔣國華說，以美國為例，該國對于私立高校就是采取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區別對待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市場經濟以后，市場產權復雜化了以后，擁有產權人的目標也有所不同，社會規范也就應該產生一些變化。”

　　然而，事情似乎并沒有看上去那么簡單。

　　幾年前，就在《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后不久，上海建橋學院民辦高等教育研究所聯合其他協會，向部分民辦學校舉辦者就分類管理的態度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調查顯示，只有近20%的被訪者認為現在對民辦學校進行分類管理是有必要的，有近80%的被訪者“不贊成”分類，認為“時機不成熟”。幾乎相同的數據也曾出現在2009年。當時，也曾有約八成的民辦教育舉辦者不贊成分類。

　　一方說是順應時代的調整，一方卻是明確無誤的反對。難道結婚之后，真的不該“住在一起”嗎？

　　選還是不選

　　必須承認，與國外相比，我國民辦教育的生長環境有很大不同，這也導致了國際通行的一些政策在我國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

　　“比如，我國現有民辦學校基本上屬于‘投資’辦學而非‘捐資’辦學。”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浙江省民辦教育協會前會長黃新茂曾表示，這與西方國家私立學校的發展是完全不同的路徑，國外的私立學校主要以教會、財團、基金會和個人捐資辦學為主導，從某種角度上講，本質是“非營利性”的。

　　兩年前的一項調查也印證了黃新茂的這一觀點，在接受調查的民辦教育舉辦者中，僅有不到10%的舉辦者在投資之初，沒有自己的利益訴求。

　　然而，在民辦教育舉辦者存在營利目的的背景下，國內主流民意乃至于政府觀點卻都認為辦教育不能“掛羊頭賣狗肉”——教育就是公益性的，公益性就不能營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沒有配套或輔助措施，簡單地劃分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很容易出亂子。”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說。

　　事實上，在吳華看來，目前導致政府對民辦教育，尤其是民辦高等教育劃分產生如此大爭議的最重要因素，其實并不是“是不是該劃分”這樣一個簡單問題，而是在此背后的更深層次問題——該如何劃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

　　據了解，根據目前擬議中的相關政策的規定，非營利性民辦學校與營利性民辦學校的劃分標準為：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不取得辦學收益，辦學結余繼續投入教育，形成的資產歸學校法人所有。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取得辦學收益，辦學結余依據國家有關規定進行分配，形成的資產歸舉辦者所有，學校自主運營、自負盈虧。

　　“之前曾經形成過四種不同的劃分標準，最終政府卻選擇了其中最不利于吸引民間投資的那種。”吳華說，在這種模式下，選擇“非營利”，不但要放棄“合理回報”，還要放棄學校資產所有權，這是舉辦方難以接受的；選擇“營利”，則意味著有可能被當成公司對待，從而得不到民辦教育政策優惠，這對于舉辦者同樣無法接受。

　　依然是上文提及的那次調查中，當被問及如果強制推行分類管理學校該如何選擇時，民辦教育發達的廣東地區有35.71%的人選擇“退出教育領域”。

　　對民辦學校舉辦者來說，選還是不選，成了一個難題。

　　如何定性“非營利”

　　雖然相關部門對“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作了區分，但在蔣國華看來，這樣的區分“并不合法”。原因很簡單——我國根本沒有相關法律。這也是在蔣國華眼中，目前民辦高校分類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阻礙因素之一。

　　據介紹，目前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涉及非營利組織判定標準的有兩個法律，一是財政部制定的《民間非營利性組織會計制度》，其中提到了成立非營利組織需要滿足什么條件；二是《企業所得稅法》。相對而言，前者屬于部門規章；后者則屬于一級法律。相比之下，部門規章沒有對公民基本權利和非國有資產的征收作出法律規定的權力；《企業所得稅法》雖然“夠格”，但其并不是專門針對非營利組織的。

　　“如果依然以婚姻舉例，當我們沒有《婚姻法》時，所謂的‘結婚’也就無從談起。現在，我們連什么是‘非營利機構’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界定，就在談‘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區別，自然會出現很多問題。”蔣國華說。

　　他表示，我們應該有一個在國家層面，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專門法律，并作為上位法，將其移植到《民辦教育法》等相關法律中。而通過這樣的法律明確，就可以解決民辦教育舉辦者和投資人最為關心的一個問題——民辦教育的產權歸屬問題。對于這一問題，陜西某民辦高校副院長習權（化名）表示，目前我國對于民辦教育的產權歸屬劃分的確存在模糊之處。“民辦學校在存續期，其產權自然是歸學校的。”他說，但大家的分歧是，當學校倒閉時，怎樣進行財產的分割。在安置學生、補發教師工資、償還欠債之后，對于所剩結余，目前國家只是模糊地表示要“按有關法律法規執行”，但具體的法律在哪兒，并不明確。

　　“民辦學校的產權歸屬目前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需要通過法律手段進行明確。”習權說。

　　賺不賺錢很重要嗎

　　早在2012年，針對民辦教育分類管理的問題，吳華就曾寫過一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吳華寫了這樣一段話：無論最終選擇什么方案，保護學生和教師的合法權益應成為改革的基本出發點和取得最大共識與妥協的觀念基礎，違背了這個基點的改革，其正義性值得懷疑。

　　直到現在，吳華依然這樣認為。

　　“我覺得政府沒必要老是盯著民辦教育是否‘賺錢’，而是應該保障每個學生的權利。”在吳華看來，目前扶植民辦教育最可行的方案不是“分類管理”，而是對民辦高校提供以教育券形式的資助。至于所謂的“營利”問題，他的解決方案很簡單：“如果有個人的利益分享，就繳個人所得稅，這是最簡單、最有效的辦法。”

　　吳華表示，如果我們能更加充分地利用市場機制，讓民辦高校自由發展，營利與否其實完全可以通過市場競爭解決。“如果你辦得好，你的收費就高，利潤空間就大。于是，其他學校就會擠進來，這就必然導致價格上的調節。”

　　“這樣的話，所有的學校都會進入一種良性的質量競爭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舉辦者即使增加了學校收入，不見得就會將其變為個人資產。”吳華說，反觀現在，“財政部、稅務部等有些太關注舉辦者是不是發財了，這是非常不好的想法。”

　　對于這一觀點，習權也表示了贊同。

　　“目前我國的教育發展遠遠沒有到飽和的狀態，因此，如何吸引民間資金，發展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各種教育形式，仍然要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我們的規范應該是為發展而服務，而不是把規范放在一個獨立的位置上。”習權說。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中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此，吳華表示，很多人存在一種思路上的誤區，即希望政府能扮演彌補市場失靈的角色，不能單純發揮市場作用。

　　“這種認識其實有很大偏差，”他說，如果有哪級政府沒有讓市場更好發揮作用，這本身就是政府沒有更好發揮作用的主要問題。“國家決策部門工作的關鍵是讓民辦學校有更加寬松的環境，能夠自由競爭，而不是對其作過度的管理和束縛。從這個角度上說，如何看待‘營利’與‘非營利’之間的差別，還真的需要好好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