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歧視or無奈之舉？大學學報只收“雙一流”高校投稿

　　前段時間，某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因被曝出只接收“雙一流”高校的來稿，被指存在身份“歧視”的潛規則，一時成為學界的熱議話題。

　　非“雙一流”高校的作者從自身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自然會得出受身份“歧視”的結論，而辦刊人對于這個問題，卻覺得有苦難言。

　　因為刊物要生存，更要發展，要確保刊物辦出水平，稿源的質量是關鍵。

　　那么，究竟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只有從現狀分析入手，才能把這個問題看清楚。其實把問題說清楚，或分析清楚并不難，難的是如何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并非沒有，而是要解決好這個問題卻是不易的。因為這會涉及很多方面，是一項系統工程。

　　唯“I”是舉的科研評價異化了科研行為

　　這個問題是以績效管理為導向、以量化指標為核心的科研評價造成的，這是大家的普遍共識。

　　30多年前，為了解決科研評價的公平性問題，我國自然科學率先引入SCI，人文社會科學緊隨其后也引入A&HCI和SSCI。

　　但是，無論是自然科學的SCI，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的A&HCI和SSCI，其研制的初衷并不是為科研評價服務，而是作為文獻索引系統，為學者收集或閱讀相關文獻提供便利。

　　正如有學者撰文指出，這些文獻索引系統之所以最終成為科研評價工具，與其遴選期刊的標準具有正相關關系。

　　具體而言，文獻索引系統遴選期刊的標準是影響力，而從宏觀角度看，影響力與學術質量往往具有正相關關系，而且這套指標體系還有一個“客觀”“量化”“公正”的“天然優勢”。

　　這就為這些“I”越界成為科研評價工具埋下了伏筆。

　　后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隨著國家對科研工作的重視和投入的不斷加大，以及國際科技競爭的日趨激烈，圍繞大學排行榜的你追我趕，績效管理便開始大行其道，這使得本應由學術共同體擔當的科研評價，卻讓位給行政管理人員根據這些“I”進行數數的簡單粗暴的評價。

　　在這種科研評價的導向下，研究者紛紛唯“I”是舉，科研行為的異化隨之成為我國學術界的一大頑疾。

　　C刊的稀缺性與學術群體的巨大需求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人文社科研究的特殊性，以及受自身英文水平和研究方法的限制，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要在A&HCI和SSCI收錄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并非易事。

　　20年前，教育部為了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專門委托南京大學研制CSSCI期刊目錄（即中文版的SSCI）。

　　C刊是CSSCI來源期刊的簡稱，其遴選機制是十分嚴格的，期刊之間的競爭自然也就十分激烈。C刊的遴選原則是按照“二八律”進行的，而且每兩年重新洗牌一次。

　　簡單而言，南京大學CSSCI 評價中心根據期刊影響因子的大小對中文期刊進行排序，其中進入前20%的中文期刊就被列入CSSCI來源期刊目錄。

　　所謂期刊影響因子是以期刊兩年內發文的總數為分母、以被引用的總次數為分子生成的。從C刊的遴選機制來看，能夠進入C刊目錄的學術期刊一定是中文期刊中的佼佼者。

　　目前，CSSCI來源期刊總數為568種，加上CSSCI來源集刊155種，也就720幾種。而我國高校文科教師數以百萬計、博士生數以幾十萬計，顯然對于這么龐大的學術群體而言，C刊注定是稀缺資源，甚至可以說，不到三千種的文科學術期刊本身也是稀缺資源。

　　其中高校學報（哲社版）是中文學術期刊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一千多種，占比三分之一強，但能夠進入C刊的也就區區70種。

　　對于上述龐大的群體而言，更是僧多粥少。這種資源的稀缺性與龐大的作者群的發表需求之間的矛盾在當下乃至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是無法解決的。

　　高校學報的屬性特征明顯

　　高校學報的主管部門或是教育部、或是各省教育廳、或是各高校，而主辦單位均為各高校。

　　在辦刊經費方面，除少量高校學報入選教育部“名刊”“名欄”曾獲得教育部資助以及作為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穩定資助外，絕大多數高校學報均是各高校自己出資辦的。

　　這種辦刊體制決定了高校學報主要是為主辦單位的師生發表論文服務的，這是高校學報區別于其他中文期刊的鮮明特征，這種特征也使得很多高校學報的辦刊相對比較封閉。而開放式辦刊是比較有可能辦出高質量期刊的。

　　眾所周知，高校學報作為學術期刊是有助力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功能的。但是，這種功能的發揮及大小主要取決于其在學術界的影響力。

　　為此，辦刊人必須在封閉與開放之間做出艱難選擇，如何保持開放性更是一個巨大挑戰。能夠進入C刊的高校學報只有區區70種就是最好的例證。

　　這是因為進入C刊的高校學報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外稿占比普遍較高。

　　外稿比例高就意味著要擠占、割舍內稿的份額。這的確是兩難選擇。如果外稿的各方面條件不比內稿強，辦刊人就會招致高校內部人員的責難。

　　在這種情況下，辦刊人最自然的反應就是提高外稿錄用的門檻。另一方面，高校學報的編輯隊伍規模參差不齊，多的6-8人，少的3人左右，而高校學報是綜合性期刊，要服務來自眾多學科的稿件，編輯規模小的高校學報則顯然會力不從心，即使是編輯規模較大的高校學報，其力量也只是相對而言。

　　而且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我國高校數和文科教師數雖然規模龐大，但高水平的作者群主要集中在“雙一流”高校（甚至主要集中在原來的“985”高校以及教育部直屬高校）。

　　鑒于高校學報的屬性特征、編輯力量以及C刊遴選機制的現實考量，高校學報一般采取以服務本校師生為主兼顧外稿的做法，只有那些辦刊歷史較為悠久且為C刊的高校學報，能夠堅持辦刊的開放性，但主要還是面對高質量的作者群，即“雙一流”高校的作者群，這是當下高校學報的潛規則也是明規則，當然也是高校學報的無奈之舉。

　　綜合上述分析，一味責難高校學報，無助于解決業已存在的實際問題。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靠科研評價制度的徹底變革。

　　最近有關部委連續下發破“五唯”的文件是個好契機。破除“以刊評文”的現行做法，建立健全分類評價體系、完善學術同行評議、實行代表作評價是關鍵。

　　高校學報作為學術期刊，原本只是一個學術載體，一個學術平臺。讓C刊承載科研評價的功能，只會使原來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論文索引工具異化。

　　要使高校學報回歸本位，必須徹底變革當前異化的科研評價制度，充分發揮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評價作用。

　　科研評價應該注重的是學術成果的質量和水平，而不是學術成果的載體。學術共同體應該肩負起捍衛學術嚴肅性的重任，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唯此，唯“I”是舉便可以休矣，高校學報辦刊的難處也就能夠得到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