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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6-04-26 14:35 原文鏈接: “鉛”動人心:血鉛檢測亂象叢生

       近日,馬鋼合肥子公司百余名職工因血鉛水平超標要求公司給予賠償,卻被公司以“無法律依據”為由駁回。

      無獨有偶。不久前,湖南衡陽“兒童血鉛超標案”二審判決維持原判,兒童家長索賠206萬元,判賠卻只有2.6萬元,尚不夠起訴成本。

      “血鉛”危害頻頻觸痛人心,法律卻屢屢愛莫能助。在我國,血鉛超標的維權之路為何如此難走?

      維權坎坷源自科學盲區?

      “上述案件中,公司推脫責任的借口并無法律依據。”山西艾哲律師事務所律師崔萬璽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盡管法律要求污染者負舉證責任,但受害者一方也應盡量掌握有利證據。

      然而,此前的報道中稱,目前國內尚無量化血鉛兒童損害程度的技術。這使得受害者難以“利器在手”。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付明德表示,很多污染因子與損害的相關性至今在科學上尚無定論。這成為環境污染致人損害案件“維權難”的癥結所在。

      來自上海交通大學新華醫院的余曉丹認為,鉛作為研究歷史最長的重金屬之一,對健康的損害、對智力的影響等都有充足的科學依據。“就連血鉛濃度上升與IQ值下降之間的定量關系,都研究得很清楚了。”她說。

      不過,余曉丹指出,如何從經濟角度衡量一個醫學指標對人體的影響,從而決定金錢補償的額度,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需要社會經濟和醫學管理領域的專家介入。

      除了對幼兒的神經發育有影響,血鉛最常見的損害還包括肝、腎損傷和造血功能抑制等。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博士王小巖介紹說,不同個體在鉛暴露下的肝腎受損程度存在非常大的差異,且受影響最大的往往是那些本身就存在肝腎功能問題的人。因此,這些因素可能對鉛中毒效應的評估造成干擾。

      在衡陽兒童血鉛超標案里,一個突出的爭議在于血鉛檢測的采樣時間。13名原告中,絕大多數只提供了1年甚至更久以前的一次血鉛檢測值。而法院要求,鑒定鉛中毒須連續兩次檢測靜脈血鉛水平。原告擔心,如果真的去做二次檢測,時間過去這么久,血鉛的濃度肯定已經下降。

      對此,王小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鉛進入血液后,會很快被相關蛋白轉運,沉積在肝、腎、骨骼等。一次暴露后,血鉛濃度的峰值只存在很短一段時間,之后就會迅速下降。

      現實情況下,人體對鉛污染的暴露并非一次性的,而是長期慢性暴露,很難判斷峰值何時出現。這也為患者選擇檢測時機加大了難度。

      “從現有報道中很難確定患者一次檢測時是不是處于血鉛濃度峰值,但不是的可能性很大。”王小巖說。

      暫無替代的血鉛檢測

      既然鉛在血液中停留的時間很短,并最終會沉積在一系列臟器中,為什么還要以血鉛檢測結果作為依據呢?

      第四軍醫大學教授陳景元解釋說,除血鉛外,目前還有多種方法可檢測機體的鉛暴露水平,如尿鉛、唾液鉛、發鉛、骨鉛、牙齒鉛、指甲鉛甚至便鉛等。但在實際應用中,這些檢測方法均存在不同的問題。

      例如,唾液鉛受收集方式、個體營養狀況、激素水平等影響,重復性和可靠性不佳;發鉛、指甲鉛濃度易受到外源性鉛污染的影響;骨鉛測定方法的敏感性、精確性和重復性相對較差,并對儀器有特殊要求。

      “出于種種原因,血鉛仍是衡量機體鉛負荷及吸收情況的最常用指標,也是應用最廣的鉛中毒檢測方法。現行的鉛中毒標準也是依據血鉛檢測結果制訂的。”陳景元說。

      盡管如此,余曉丹指出,血鉛只是人體鉛代謝值的一部分。那些血鉛檢測數據中無法體現的部分如沉積在骨骼中的鉛,也有潛在危險。如果孕婦在骨代謝活躍期發生骨折,骨鉛就可能重新釋放到血液中,從而危害后代健康。

      因此,即便經受鉛暴露多年后,患者血鉛水平已經降低,也并不代表身體損害的結束。

      直面血鉛檢測亂象

      目前我國尚沒有常規的血鉛檢測篩查,對兒童和生活在特定工業區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人們只有在懷疑自己已出現問題的情況下,才會去檢查。

      “常常有這種情況:個別人查出血鉛超標后,一個村的人都來檢測,才發現大家都出了問題。”余曉丹說。

      北京協和醫院檢驗科副主任技師張時民坦言,目前開展血鉛檢測的機構主要是各地的職業病防治所,結果也相對可信。至于醫院,大都不設血鉛檢測項目。而少數有此服務的醫院以及各類小型檢測機構,往往良莠不齊。

      “現在好多機構的檢測方法不規范,所用的設備、試劑缺乏質量管理方案。”張時民說,“這就導致一些受害者拿到的檢測數據質量上沒有保障,也很難被司法機關采信。”

      王小巖也表示,像血鉛這樣微量存在的元素,對檢測精度要求很高,差之毫厘就會謬以千里。“檢測技術本身并不是問題,但維權者必須求助于權威機構。”她說。

      余曉丹則強調,血鉛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群體事件,需要的是國家政策層面的重視。在我國,主要的鉛污染源大多是新建的廠區、礦區,很多明確的鉛污染源即便被發現了,仍未得到妥善處理。

      對此,陳景元建議,對嚴重的鉛污染源,應當采取關、停、并、轉等措施,通過技術改造、產業升級等減少排放。對普通民眾而言,更重要的是改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減少過度裝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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