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治理，百姓等不起30年

　　前不久，有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大氣污染治理要30到50年才有根本的改變；也就是說2030年的北京霧霾治理的目標時間節點也許要延遲，未來的紅色預警將成為應對霧霾天氣的常態，也意味著“重污染”和“停課”將成為百姓的家常便飯。難以想象，一個人呱呱墜地的嬰兒到三十而立的青年整個過程都要自強不“吸”；難以想象，一個小學生“停課嘛”無奈性的口頭禪將取代大人們“吃了嗎”禮貌性的問候。

　　30年，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是一個嬰兒成家立業的時間；是一個頂天立地男子漢變成60耳順老年的時段。對于“中國到底要多久治好霧霾？”問題，政府官員意見不一，專家學者眾說紛紜，基層百姓云里霧里；但再等30年，對于公眾而言是一個難以接受的答案。在工業圍城、十面“霾”伏，似如仙境的重污染城市，30年時刻呼吸著污濁空氣，時刻身處于穹頂之下，時刻琢磨著清澈藍天，無論是對呼吸道和肺部造成損害，還是對心理產生抑郁或暴躁，還是對政府環境治理能力質疑，這一切將體現出百姓對霧霾治理30年的等不起、等不得，甚至許多能夠過上全面小康社會的人卻等不到。重污染天氣多存一日，霧霾的危險就多了一分，健康風險到底有多大？是否會發生“倫敦煙霧”相類事件？30年時間后的常態藍，百姓等不起。空氣質量改善節點延遲或階段治理不力，百姓是否對環境治理失去信心？是否由此習慣霧霾而不選擇努力？30年時間后的常態藍，百姓等不得。長期外置暴露和污染濃度累積，我們中的許多人還能好好地活到50多歲、80多歲嗎？30年時間后的常態藍，許多百姓等不到。

　　但實事求是講，霧霾天氣的形成并非一尺之寒，從前期治理實踐來看，霧霾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工程，換句話說霧霾治理在等不起的背后也存在急不得問題。首先我國空氣去染呈壓縮性、復合型特點，只有在準確把握其形成機理、來源、遷移規律和地域差異基礎上，才能逐漸形成科學有效的應對方案，才能避免急于求成或“提頭來見”玩笑話；其次環境質量改善更多與存量有關，與遏制每年污染增量之間關系存在不確定性，啃掉污染存量又不是一個短暫過程；也可以說未來環境質量改善與碳，常規污染物總量達到峰值之間，或許還有一段時間的登峰期，另外空氣質量改善應有一個滯后性，并非立竿見影；再者霧霾治理涉及社會成本分擔問題，考慮治理效率同時也牽扯社會公平，如何化解政府、市場與公眾之間成本并形成霧霾治理長效機制，并非一日之功。

　　在客觀認清霧霾治理等不起和急不得問題基礎上，需要的不是“壯士斷腕”之類的狠話甚至蠻干，而是科技與智慧的巧干；需要的不是“朝令夕改”時間節點的延遲甚至道歉，而是明確與清晰的任務表、路線圖。

　　總之，當下最為關鍵是要發掘我國制度優勢，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要充分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力的效率優勢，以及自下而上的群眾環境質量需求的倒逼壓力，兩股推拉力量應成為改善環境質量的合力，快速地對社會和市場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另外，治霾行動節奏需和化石能源（原煤、石油、天然氣）消耗總量即碳排放總量控制同拍，企業提高資源利用率，百姓實際行動發力需和政府霧霾宣戰行動的合拍，多股合拍力量應形成強而有力的利劍，高效地形成治霾長效機制。我們該有理由相信，在霧霾治理征途必將迎來清澈藍天，必會符合百姓聲音及時限，而不是30年。